的比例配制和有什么其他成分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她把这些信息当成国家机密，一点也不肯透露。反正这种药膏如果有用剩下的，我就用罐子把它装起来，藏到我的房间里，以免被人换掉或者偷走，因为妓女之间为了美貌而彼此刺探的事情屡见不鲜。（疏浚船虽然是个失明的女人，但却极其精于美容，所以在我们家，没有人——至少我自己——胆敢冒犯她。）

等到面膜揭掉之后——九十分钟太短，而两个小时又太长——小姐的皮肤变得红润，甚至偶尔会有些斑点，加碧艾拉会用热毛巾和黄瓜水来擦它。中午过后，她便去找裁缝，或者练练琴，背诵几首诗歌。为了保持胃口清爽，她只喝厨子准备好的加了醋的水，在午睡之前，她会在牙齿上刷一层厚厚的迷迭香洁齿粉，用薄荷擦擦牙龈，在眼里滴几滴金缕梅水，用来保持眼睛湿润和让眼白更加明亮。她晚上八点起床，在加碧艾拉的服侍下穿上衣服，梳好头发，在像完美无瑕的汉白玉一样又白皙又光滑的皮肤上轻轻扑一层粉，然后就会走进世界，准备开始新的一夜。

兵船厂——这个地方不许外人进入，但关于它的传说有很多——的两排房子中间显然夹着一条有几百个工人在忙活的大水道。如果有一艘船即将下水，它便会沿着这个潮湿的码头慢慢移动，而它里里外外，每一扇窗户，每一层甲板都配备齐整：缆绳、大炮、火药、各种武器、船桨、沙漏、罗盘、地图和食品，甚至还有成桶的红酒和新鲜的面包。就这样，在一个工作日之内，也就是第一声工人钟到最后一声工人钟之间，一艘了不起的威尼斯兵船便告落成出海。看着小姐专心致志地打扮自己，我有时候会想起这些，因为我们的生意虽然小得多，却也可以和造船类比，我们同样专注于满足顾客的需求。

至于我们的家……嗯，它足够华丽的了。它不在大河道上，但靠近圣保禄教堂，就在圣托马广场和圣潘塔隆教堂之间宽敞水道的末端。主层是朝东的，所以在我们举办很多娱乐节目的夏天夜里比较凉快，而且我们还拥有一片波光粼粼的景色，附近没有邻居窥探我们的生意。

房子里面，客厅非常宽敞，也很大方，墙壁上挂满了最好的二手挂毯、各色丝绸和毛皮挂件，而在小姐的卧房里面，有一张固定的红木床，笼罩着床的是绣着金线的帷幔，床上是洁白得像刚下的雪堆般的亚麻布。起初几个月，这件家具是香皂商人独占的领地。她会陪着他，朗诵诗歌（可惜多数是他自己写的），偶尔举办宴会招待文人和生意人，在这样的宴会上，每个人都在谈论文学、艺术和金钱。随着她的艳名越传越远，她理所当然地要接待别的顾客，因为他独占花魁，别人自然会眼红，而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人们往往不惜一掷千金。面对其他追求者，特拉维索最初因为吃醋而变得更加激情澎湃，但后来他就冷淡下来了。所以等到他们分道扬镳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其他固定常客。

除了加碧艾拉（她来自托切罗岛，脸蛋很美，为人也通情达理），我们家里的人还包括马切罗——我们自己的船夫，以及厨子莫洛——他越是发牢骚，做出的食物越是可口，这让我想起巴尔德萨。他每天和我到里亚托桥去。里亚托桥是我喜欢的地方，因为在威尼斯体面的女人都闭门不出，买卖东西就成了男人的事情，而在这里的市场上我算是一号人物。早上的人群可能会很挤，不过高大的莫洛和我的钱袋让我免遭人们的踩踏。那些小贩都认识我们，给我们留下最好的肉和最好的鱼，因为我们的厨房几乎和小姐一样出名。“布西诺先生！”他们总是这样称呼我。他们对我很有礼貌，甚至算得上是恭维，有时候他们会在我面前蹲下来，向我指出某条他们为我留下的鱼是多么新鲜。我不介意他们开我玩笑。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玩笑，而且被人开玩笑比被人辱骂或者漠视好多了。

鱼市本身就是威尼斯的奇迹，它位于大河道边上，顶上搭着很高的遮阳篷，地板是石头的，铁栅之下还挖了不少排水沟，所以就算是最热的天，他们也能让鱼肉保持新鲜。我曾经见过一些厚厚的海鱼片，尾巴有很多鱼鳞，让人忍不住想到可能是渔夫将美人鱼拦腰斩断之后送来的。等到有钱人都走了，市场总会有一些留给穷人的剩货。鱼贩子会用水把鱼内脏和不要的鱼头冲走，穷人就站在河边等着把它们捡起来，不过他们得和俯冲而下的海鸥争抢。那些海鸥肥大得像营养良好的婴儿，而且要比婴儿吵闹得多，它们的喙锐利得跟铁钉一样。在到圣马可教堂的一路上都能听到它们的叫声，我曾见过几个元老院成员身上沾着鸟粪，因为海鸥为了再吃一顿，会把昨天吃下的东西排泄出来。

这些高官之中有一个今晚会光临我们的房子，我要买的正是他的晚餐，因为他喜欢就着很多酱料吃烤鱼和烤肉。他是我们最尊贵的客人，一只彩色的乌鸦（因为元老院的人穿的袍子是深红色的），是罗雷丹家族的人。他不止一次告诉我，他们的家族早在9世纪就发家了。他是元老院的成员，曾经在这个国家诸多重要的机构任职，最近还入选十人内阁，已经非常接近威尼斯的权力巅峰。他每次到我们家都穿得很隆重。实际上，他是一个极其奢华浮夸的家伙，肥头大耳的，但他的光临让我们蓬荜生辉，因为他既有地位，又有影响力，每个优秀的妓女都希望在她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