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教育。

　　在创作上，他最初是以创作纯文学登上文坛的，写过一些爱情小说。这些文化经历都给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留下了痕迹。他说：“要求变，就得求新，就得突破那些陈旧的固定形式，尝试去吸收。

　　《战争与和平》写的是一个大时代中的动乱，和人性中善与恶的冲突，《人鼠之间》写的却是人性的骄傲和卑贱，《国际机场》写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极度危险中重新认清自我，《小妇人》写的是青春和欢乐，《老人与海》写的是勇气的价值，和生命的可贵……

　　这样的故事，这样的写法，武侠小说也同样可以用，为什么偏偏没有人用过？谁规定武侠小说一定要怎么样写，才能算正宗？”2从这段话中可以体会到古龙变革武侠小说的基本思路：从外国小说中接受养分作为武侠小说的新的元素。

　　“外国小说”，这是一个泛化的概念，但是与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比较起来，却说明了另一种价值取向。古龙这段话中列举的小说虽多，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不同于中国文化的人性。古龙小说中的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正是源于这些外国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性。不仅是小说的价值取向和人物形象的塑造，古龙的小说情节同样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其中最为深刻的影响，在我看来是“硬汉派小说”。

　　“硬汉派小说”是起源于英美的侦探小说的新形式，比较著名的作家有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hammett，代表作《马耳他雄鹰》）、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chandler，代表作《长眠不醒》）、英国作家伊恩·弗兰明（lanfleming，代表作007系列小说）等。

　　“硬汉派小说”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盛行于60、70年代，80年代走向高潮，至今继续流行。这类小说以侦破案件和捉拿刑犯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主人公被卷入案件，或是被派遣；或是无意中被拖进去了；或是为了说清自己身上的冤情去抓真正的罪犯。

　　他们总是单枪匹马，其危险不仅来自对手，还来自自己的身边。他们的心永远是孤独的、寂寞的，却又是顽强的。拼搏生活也享受生活、忍受折磨也迎合诱惑、坚持原则也不拘小节，这是他们的生活的态度。当然在他们侦破案件时，身边都有一两个美貌的女性，她们无论是敌是友，最后终被主人公的魅力所征服（如007邦德）。

　　个人英雄主义的主题，曲折离奇的情节，阳刚阴柔相兼的格调是“硬汉派小说”的基本风貌。将这些特征与古龙的小说相比，就会发现，它们太相似了。楚留香、陆小凤、沈浪、李寻欢、萧十一郎，他们既是一位大侠，又何曾不是一位侦探。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侦破一个案件，这个案件就是一个江湖秘密。他们身边也有很多女人，这些女人无论是敌是友，见到他们都是要死要活的。“硬汉派小说”给古龙提供构思小说情节结构的蓝本，给他的小说人物带来了现代的气息，说古龙的小说是“硬汉派武侠小说”也不过分。

　　古龙的小说受到“外国小说”的影响是明显的，聪明的是他对其做了个性化的处理。这种处理表现在四个方面。

　　他在小说之中尽管表现了很多新的思想，但从不走极端。现代意识和现代情绪体现在小说情节发展的过程，结尾从来都是“中国式”的；个性主义体现在人物的行为上，并且尽量地与中国的道家文化结合起来，善恶是非的评判标准也从来都是“中国式”的。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作恶者必自毙，好心人必得好报，这是中国人处人遇事中的最基本的告诫，也是古龙小说的最常见的结局和道德底线。有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尾和做人的标准，中间不管你怎么变，怎么西方化，中国读者似乎都能接受。

　　“硬汉派小说”是侦探小说，侦探小说就少不了神秘和离奇，而神秘和离奇是侦探小说与武侠小说的相融之处。对这些相融之处，古龙展开了极度地渲染和夸大。

　　古龙的小说不写朝廷王室，也很少写武林派别，总是写邪派魔教如何在江湖上兴风作浪，而这些邪派魔教的所在地总是在人迹稀少之处，要么是大沙漠，要么是海底，要么是冰封的北国，要么是陡峭的绝壁。这些地方本已神秘离奇了，作者还写了邪派魔教在这里设置了种种的机关，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环境描写是静态的，很多作家都可以写，古龙的特色写神秘离奇的人。明明是寻常之辈，却是武林高手；明明是仁慈之辈，却是邪恶魔头，愚者弄巧，智者中计，凶手背后有凶手，圈套背后有圈套。以他的《七种武器》为例，小说写了七种武器，也就是七则意外的故事。

　　《碧玉刀》中段玉要到“宝玉山庄”当女婿，半路上受到青龙会的暗算，他舍身相救的那个女孩，竟然是青龙会所设的“香饵”。段玉开始以为凶手是铁水，后来又以为是顾道士，最后才发现真正的凶手是顾道士的妻子花夜来。凶手和圈套扑朔迷离，却似有所悟。

　　《长生剑》中方玉香处处讲朋友的意气，被白玉京视为朋友，实际上却是一个阴险的小人；那个在白玉京面前那么温柔的女人，竟然是青龙会的女魔头。值得提出的是，古龙在渲染和夸大小说的神秘和离奇的同时，还在人性的挖掘中为这些神秘和离奇寻找根据，因此，他的小说中的某些情节那么神秘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