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十一年夏，南京城在经历了“立后风波”的激荡后，并未陷入分裂与停滞，反而因皇帝力排众议、锐意革新的强大意志，激发出一股涤荡陈腐、催生新机的蓬勃活力。朱一明深知，婚恋制度的改革仅是移风易俗的一步，欲使新朝脱胎换骨，长治久安，必须有一部能够超越个人意志、规范权力运行、奠定国家架构的根本大法。这不仅是巩固现有成果的需要，更是为未来光复整个华夏后，如何治理一个崭新帝国描绘蓝图。于是，在立后诏书颁布后不久，一项更为宏大、影响更为深远的工程——制定《永历宪纲》，被提上了帝国最高议事日程。

这一日，文华殿内，朱一明召集了以瞿式耜、顾清风、钱谦益为代表的元老重臣，以新科状元陈子壮为代表的青年才俊，以及被特旨允许参与机要议政的皇后苏绣绣（以其对格物致用与新学的深刻理解），举行了一次高度机密的御前会议。

朱一明开门见山，指着案头一摞他亲自撰写的纲要，对众人道：“立后之事，诸卿已见朕革新之志。然，一人之兴替，一朝之盛衰，岂能尽系于君王一人之贤愚？朕观历代治乱，其根源在于制度。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非长久之道。朕欲与诸卿，共定一部超越祖制成例、垂范万世之根本法典——名曰《永历宪纲》！以此纲，明定君臣职分，规范官府权责，保障士民权益，使我大明江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非凭人治，而赖法治！”

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即便是最富改革精神的顾清风、陈子壮等人，也深感震撼。制定一部凌驾于皇权之上的根本法？这简直是亘古未闻之创举！瞿式耜、钱谦益等老臣更是面露忧色，瞿式耜颤声道：“陛下！祖宗成法俱在，《皇明祖训》昭然，若另立宪纲，恐……恐于礼不合，动摇国本啊！”

朱一明早已预料到阻力，他耐心解释道：“瞿师傅，《祖训》乃太祖高皇帝为朱家子孙所立家法，意在约束宗室，防权臣。然时代变迁，今日大明，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内有新政百端待举，外有强虏未灭，西洋技艺日新月异。旧法虽善，已难尽合时宜。《宪纲》之要，非为废弃祖制，乃为承其精神，革其弊病，立新规以应新世！其核心，在于分权制衡、依法治国、富民强兵！”

他随即抛出了《永历宪纲》的核心原则草案，逐条阐释：

一、 明定皇权与相权：皇帝为国家元首、军队最高统帅，拥有最终决策权、官员任免权及外交权。但设立内阁，由皇帝任命首辅大臣及各部尚书组成，为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日常政务处理，皇帝重大决策需经内阁附署。另设枢密院，专司军事指挥、武官铨选，与兵部相互制衡。

二、 确立议会雏形：将“中兴议政会”制度化，更名为“资政院”，由致仕重臣、地方代表、勋贵、及部分由官绅推举的贤达组成，虽无决策权，但有审议预算、咨询国是、监督百官、上书言事之权，作为沟通朝野、广纳民意的渠道。

三、 规范司法独立：大理寺、都察院、刑部三法司相对独立办案，皇帝不得随意干涉具体案件审理，重大案件需经三司会审。制定颁布《大明律》修订版，强调罪刑法定，禁止滥刑。

四、 保障士民基本权利：明确“士农工商，四民皆为国本”，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地位。废除贱籍，准许人口自由流动（需有路引备案）。鼓励民间办学、经商，保护合法私产。明文禁止酷刑（如凌迟等）。

五、 确立新政国策：将鼓励格物致用、发展工商、振兴教育、开海贸易、强军备武等政策，以根本法形式确立下来，确保其不会因君主更替而轻易改变。

六、 规定修宪程序：《宪纲》为根本大法，修改需经过极其严格的程序，如皇帝提议、内阁多数同意、资政院三分之二通过等，防止朝令夕改。

这些条款，每一条都冲击着传统的君臣观念和统治模式。会议连续进行了三日，争论异常激烈。老臣们忧心忡忡，担心皇权受限，国将不国；年轻官员则热血沸腾，认为此乃开创盛世之基。苏绣绣虽不多言，但每当涉及格物、教育、工商条款时，她总能从实务角度提出精辟见解，强调制度保障对技术发展的重要性。

朱一明始终耐心倾听，引导辩论。他深知，这部宪纲的制定过程本身，就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和制度演练。他并不强求一步到位，允许对一些过于激进的条款（如更广泛的选举权）进行修改或暂缓，但核心的分权制衡、依法治国、保护新民的原则，则寸步不让。

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反复磋商、辩论、修改，《永历宪纲》草案终于成型。朱一明下令，将草案核心内容（去除过于敏感的皇权限制细节）在《大明时报》上刊载，允许南京城内的官员、士子在一定范围内讨论，试探舆论反应。果然，消息传出，朝野震动！支持者欢欣鼓舞，称之为“开万世太平之基”；反对者则暗中串联，上书力谏，甚至有人以辞官相威胁。

关键时刻，朱一明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决断力。他一方面对反对者进行安抚和解释，另一方面，则借助新军和格物院等新兴势力的支持，以及皇后苏绣绣在技术官僚和开明士人中的威望，强力推进。他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掷地有声：“变法易，变人心难。然，大势所趋，非区区腐儒之见可挡！朕意已决，《宪纲》必行！”

永历十一年八月初一，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