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的社会。但宋代是一个允许自由迁徙、人口流动比较频繁的繁华时代，许多士子都游学于京师，或者跟随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早早就离开了家乡，你叫他们在发解试时必须千里迢迢跑回家乡应考，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宋王朝在原则上要求发解试士子不得“寄应”的同时，也尊重现实，承认现状，允许大宋士子在几种情况下可以“异地科考”。我以北宋的三条立法为例来说明：

其一，大中祥符七年（1014）立法：“应进士并诸科举人等，今后除取本乡文解赴举外，如是显无户籍，及虽有籍已离本贯、难更往彼者，即许召曾经省试举人三人，或御试举人二人，或命官一员，保明行止。……许于开封府投纳、引验，便与收接，依例考试、发解，并于卷头分明开坐元本乡贯并寄应去处。”

其二，天圣七年（1029）立法：“举人如有户籍及七年以上、见居本处，即许投状；未及七年、不居本贯者，不在收接之限。”

其三，嘉祐三年（1058）立法：“奉诏再详定科场条制……（开封府）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

综合这几条法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你是宋朝士子，那么你还是有机会成为一名合法的“科考移民”的：

一种情况是，你没有户籍，或者虽有户籍，但你已远离户籍所在地，难以返回，那么你可以寻求往届省试进士三人、或往届殿试进士二人、或朝廷命官一人作担保，便可取得在开封府参加发解试的资格。

另一种情况是，你已入籍京城，自然就是合法的“科考移民”了。在宋代，要取得京城户口并不太难，只要你在开封府购置有田产——这意味你要向开封府缴纳二税，开封府要给你编户——便可取得京师户籍（“北漂”已哭晕在厕所）。为什么上面提到的那个王济非要冒充成他哥哥的儿子？原因就在这里。王济冒籍事件暴露后，宋朝收紧了“科考移民”政策，要求必须取得京城户口七年，并常居于此的士子，才有资质参加开封府的发解试。

还有一种情况，即使你在开封府并无产业，但父祖的坟墓在那里，也可视同已取得京城户籍。

宋朝对“科考移民”的有限放开，也让不少士子有了机会钻政策空子，导致宋代科举考试中冒籍现象相当严重，比如家有资产的士子，往往“旋置田土，贯户取解”。但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承认，宋朝从北宋初期严禁“异地科考”，到后来有限度承认“科考移民”，毕竟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在一个充满流动性的社会，政府的决策，应当是适应这种流动性，而不是对抗它。

为什么宋朝保留了特赦制度？

宋朝是赦免制度最活跃的时代

不管在西方社会，还是在东方的中国，“赦免权”作为国家元首的一项特权，少说也有两三千年的历史了。西方的赦免制度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03年古希腊颁布的赦免法令。而成书于周代的《易经》，也明确表明至迟在西周时期，中国已出现了赦免罪罚的做法：“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自汉代起，赦免开始成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制度。到了宋代，国家的赦宥活动达至鼎盛状态，据晚清法学家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的统计，两宋时期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大赦。若论君主的降赦数量，历代王朝未有超过宋代者。宋廷还将三年一次的“郊祀大赦”确立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这也是其他王朝所未有的。

宋朝的赦降名目多样，有大赦、郊赦、曲赦、别赦、德音、录囚，等等。我们不妨将其归纳为两大类：大赦与特赦。特赦是只对某一地区或某一类人有效的罪罚赦免。大赦则是普遍性的赦免，即所谓的“大赦天下”。每有大赦，宋朝都要郑重其事地举行一场盛大、热闹的下赦典礼，来看《东京梦华录》“下赦条”的记载：

“车驾登宣德楼。楼前立大旗数口，内一口大者，与宣德楼齐，谓之‘盖天旗’。旗立御路中心不动。次一口稍小，随驾立，谓之‘次黄龙’。青城、太庙，随逐立之，俗亦呼为‘盖天旗’。亦设宫架、乐作。须臾，击柝之声，旋立鸡竿，约高十数丈，竿尖有一大木盘，上有金鸡，口衔红幡子，书‘皇帝万岁’字。盘底有彩索四条垂下，有四红巾者，争先缘索而上，捷得金鸡红幡，则山呼谢恩讫。（宣德）楼上以红绵索通门下一彩楼，上有金凤衔赦而下，至彩楼上，而通事舍人得赦宣读。开封府、大理寺排列罪人在楼前，罪人皆绯缝黄布衫，狱吏皆簪花鲜洁。闻鼓声，疏枷放去，各山呼谢恩讫。楼下钧容直乐作，杂剧舞旋，御龙直装神鬼，斫真刀倬刀，楼上百官赐茶酒，诸班直呈拽马队，六军归营。至日晡时，礼毕。”

皇恩大赦无疑是一件特庄重、严肃的事情，不过我们不难发现，宋朝的降赦过程充满了娱乐精神，宣赦的前后都穿插着精彩的杂技、杂剧、音乐、武术表演。这么安排当然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市民观看，以便将降赦的宣传效果快速扩散开来。宣德楼宣赦之后，皇帝的赦书会抄录多份，快递到各个州县，然后在各市镇乡村的粉墙上公布，晓示天下人。

士大夫对皇恩大赦颇有微词

宋朝君主几乎都有“大赦天下”的偏好，但宋代士大夫对皇帝的频繁降赦一直颇有微词，许多知名的大臣都上书反对过皇恩大赦：

北宋景祐元年（1034），侍御史庞籍上书说：“赦者，政教之大患，不可常用。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