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

一石大米0.4两银150斤600元（适用于明代中期）

也就是说，刘瑾的财产如果放到今天，应该有960亿元左右，是一个骇人的天文数字，立即将秦桧甩出几条街。

在刘瑾生活的时代，明朝的全部岁入只有不到3000万石大米的田赋，外加300多万两白银的杂色收入，如果全部折成银子，大约有1000多万两。刘瑾搞腐败所得来的个人财产，竟然是明朝岁入的6倍。

另据刘光临的研究，明万历年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4.8石米，刘瑾时代的人均国民收入只会更低，即使以4.8石米计算，刘瑾的财富也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3000万倍，一名明代平民得干满3000万年的活而且不吃不喝，才可能积下刘瑾的财富。

和珅的财产：900亿

和珅由于被抄家时，其财产被一笔一笔登记下来，因此评估和大人的家产，有一个详细的清单可作凭据。按《和珅犯罪全案档》收录的抄家清单，和珅家产已估价部分为2亿多两银（包括金银、人参、绸缎、玉器库、当铺、古玩铺、田地等），而和家的房屋花园、珍宝古玩等则没有估价，不计在内。

和珅时代的2亿多两银子放在今天值多少钱呢？还是按对大米的购买力折算。乾隆—嘉庆年间的米价大约为每石1000～1600文，我们取中位数，按每石1300文钱（1.3两银）计算。而清代的一石米约等于今天的150斤，今天一斤普通的大米约4块钱，于是可列式如下：

一石大米1.3两银150斤600元（适用于清代中期）

和珅的2亿两银子可以购买到1.5亿石大米，按今日米价换成人民币，即有900亿元，与明代刘瑾的财富量差不多。

乾隆年间清政府一年的全部收入大约是5000万两白银、1300万石粮食，全部折算成白银则有6700万两上下。和珅个人的财产相当于是当时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乾隆时期的人均国民收入按刘光临的研究，是6.45两白银，即和珅的家产几乎是当时人均国民收入的3000万倍。

按上面各个指标的相关数据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明代刘瑾与清代和珅的腐败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可能刘瑾还略胜半筹。总而言之，“史上第一贪”如果不是和珅和大人，便是刘瑾刘公公，还轮不到秦桧秦相爷。

如果我们认同这样一种判断：一名巨贪的贪污数目是能够大致反映出当时官场腐败程度的，那么我们便可以提出一个推断：宋代官场腐败的严重程度其实还比不上明清时期。

一个“反告密”的时代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听得我的心都碎了，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我这么多年读史的印象，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孔夫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这里的“讦”，即告密。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更是受儒家抵制。曾有一个人告诉孔子：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举报了。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得相隐匿，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用汉宣帝的话来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亲亲相隐”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

——不要认为“亲亲相隐”是陈腐、过时的观念，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隐”权利。

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但我们需要知道，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商鞅认为，善民重视亲情，会相互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相互告奸。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历史上，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我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