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两份，先送刘瑾，然后才送通政司转给皇帝，人称刘瑾为“立皇帝”；天启朝的魏忠贤更是权倾朝野，自号“九千岁”，“自内阁六部，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明朝太监之臭名昭著，比之东汉与晚唐犹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什么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遗嘱能获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铸注于铁牌上的政治遗嘱则被子孙当成耳边风呢？是石碑比铁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宪法”地位吗？当然不是。是因为朱明皇帝比赵宋皇帝不成器吗？也不尽然。我认为，最为深刻的原因隐藏在宋明大异其趣的权力结构中。

宋代的权力结构，体现了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权者，但具体政事则归由士大夫组成的文官集团执掌，用宋人的话来说，君王“揽权不必亲细务”，“权归人主，政出中书”。换成现代的说法来形容，这是一个可以相互制衡的二元分权结构。尽管这一分权模式在实际执行上可能会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对于皇帝绕过宰相直接发号施令的行为，确是不以为然的，“不由凤阁鸾台，盖不谓之诏令”。也敢于公开抵制，“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这不是因为宋代的官僚胆子特别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团在权力结构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显然，在“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分权结构下，宋代的皇帝相对而言，受到更多的约束，很难做到专权独断、为所欲为，即使一时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过官僚集团这一关。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还是那个不杀苏轼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将某大臣斩了，次日临朝，神宗问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斩某人，已执行否？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认为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说：那就刺配远边吧。这时副宰相章惇站出来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很不高兴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说：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天子贵为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这岂是后世的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书上说宋代皇帝“守法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