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事付之外庭，采于公论，左右便嬖，绝不预政”，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与自律，更是彼时君王权力能大体上受到官僚系统制约的体现。

反观明太祖朱元璋所缔造的权力结构，已经与宋代相去甚远。简单地说，朱元璋将“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二元分权结构彻底改造成君主“尽收威柄、一总事权”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铸铁牌禁止宦官预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并诏令子孙：“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废相之后，皇帝只选拔部分内阁学士入值充左右顾问，为皇帝起草诏令、批复奏章，时称“票拟”。严格来说，“票拟”并无正式法律效力，只是供皇帝参考的意见，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笔抄正，时称“朱批”，方为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设想以这样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独揽朝政、乾纲独断，可惜他一定没想到，朱氏子孙竟也有懒得打理国政的（其实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宫禁中长大的凤子龙孙，又有几人能像乃祖那样精力过人）。假如在二元分权结构中，或许问题不大，圣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权结构中，荒怠的皇帝只能将“批红”的活计交给身边的内臣代劳，于是窃柄自重的太监就隐然成了“二皇帝”。

盛产强权太监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没有尊严的朝代，文官集团不是被砍脑袋瓜子，就是经常被喜怒无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内臣的得势专权与士大夫的丧失尊严，并不是彼此孤立的现象。从方孝孺到东林党人，明代士大夫绝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气，但是，他们的命运则远比宋代文臣惨烈，这是官僚集团作为皇权制衡者的结构性力量被推毁的必然结果。而权力结构既已失衡，作为专制皇权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团要狐假虎威、兴风作浪，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废了宰相，将权力结构改造得畸重畸轻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预政在后，殊不知，这是一对悖论。那块置于宫门中的铁牌，不过是婊子门前的贞节牌坊，皇帝早已为太监干政亲自挖好了暗道。

对比宋太祖勒石立誓与明太祖铸铁示禁的故事，我想说，任何一项制度，必须获得匹配的权力结构的支撑才可能得以执行。制度规定向右，但如果权力结构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么，即使你将制度条文刻在石碑上、铸在铁牌上，哪怕用钛合金来浇铸字块，也是废话一篇。

千年前若有诺贝尔奖，澶渊之盟可获和平奖

我曾写过一篇游戏文字，想象假如一千年前就有诺贝尔奖，会有哪些中国人获奖。其中，我设想：签订“澶渊之盟”的大宋皇帝赵恒与辽国太后萧绰，可以当之无愧的获得十一世纪初叶的诺贝尔和平奖。我还煞有介事地虚拟了一段颁奖词——“澶渊之盟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和平相处，平等交往，双边贸易。并以缔约的形式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来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澶渊之盟的框架。”

当然，我知道会有许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一些朋友可能会习惯地认为，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一份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和约。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当时签订盟约的时代背景以及盟约的具体条款就知道了。

澶渊之盟订立的背景，是辽朝大军进攻宋境，却在瀛州遭遇宋军顽强抵抗，导致“死者三万人，伤者倍之”，又在澶州城下被宋军射杀了先锋大将萧挞凛，失利之下，辽朝方面先有求和之心，“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换言之，宋朝是在打了胜仗的情况下，愿意停兵与辽朝谈判，并作了让步，终于达成和议，订立澶渊之盟。这跟城下之盟的性质是不一样的。“城下之盟”语出《左传·桓公十二年》：“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是指兵败后迫于无奈而签订的屈辱性条约。而宋朝跟辽朝立盟，并非因为战败，迫于敌人兵锋而忍辱求和，而是不欲两国长年征战，希望达成长远和平。

澶渊之盟也没有屈辱性的条款。根据盟书以及后续约定，宋辽两国达成的重要协议包括：

一、宋辽双方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

二、宋朝每年给予辽朝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

三、双方大致按占领现状划清领土边界（宋朝坚决不割地），在国境线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

四、约定两国互不单方面增加边防武装，“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

五、约定双边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

六、两国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宋朝与辽朝“建交”之后，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来往中，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化的“外交”机制，包括：

一、设立“国信所”，有点像现代国家的外交部，负责选派外交使团、接待外国使节、保管外交文书与礼物。

二、每逢重大节日或是皇帝、太后寿辰，两国互派使臣前往祝贺。一国若遇上国丧，另一国也会派人吊慰。不管是庆贺还是祭吊，双方通常都会互赠礼物。

三、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

四、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