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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行的藤本植物,少有树冠高大、花期盛大的乔木。
鼓城那个满腹经纬的宰相,在广场上被塑以金身——他对屠苏来说,是励志的榜样。“要在文学上一决雌雄”和“要做官”,分别对位于文坛与官场的双重地位实现。屠苏所求,是互为渗透的功与名。文学成就高了,官运更亨通;官运到了高位,更有助文人的声名远播。可惜屠苏在社会和家庭里,都不是管理者角色。在当代中国复杂的官场运营模式和升迁系统中,他缺乏应对的耐心和能量。在家庭领域,屠苏牺牲沿途所遇,向小夜献祭他们的血肉与人头,无论他的心理如何满足于为女皇效忠,在别人眼里,他也是奴仆。从精神上消灭,从肉体上消灭……屠苏最后的遗像,既非理想主义者,也非既得利益者。
出身低微的文人,最初多是理想主义者,因为他们迫切向往改变现状。少年屠苏成绩出色,可他随时要承受贫困境况带来的失学压力。营养不良,更是贯穿屠苏整个青春发育期的问题。逢年过节在亲戚家吃上一顿肉丝面,几乎是席卷而来令屠苏战栗的幸福。被家乡人羡慕、生活在北京的屠苏,过的依然是紧巴巴的苦日子。毫无靠山的小公务员屠苏,看到了权力释放的魅力。机关机关,一语双关,一个人的命运可以瞬间明亮、瞬间黑暗。对屠苏来说,当官既是从小志向,又是始终的生存需要。屠苏从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变成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始终被隐形的阶层意识所提醒和教育,他潜意识里对权力投靠和膜拜。剪枝后,植物更为茂盛地发芽;伤口上,身体会增生瘢痕。屠苏受够了特权的压制,积累的心理创伤,让他对权力的渴望要超过人们的均值。
屠苏是无奈的失意者,但有些挣扎者即使得意,也未获得解放,甚至更为可怕。有些寒苦者,无法克服沉淀在基因里的权力渴望。一旦得势,他们立即从贫农知识分子变成精英知识分子,乃至是特权知识分子,他们可以成为旧制度的新帮凶,甚至是新的独裁者。他们把自己所曾遭受的损害与凌辱施加给别人,认为这就是平等。从痛恨专制主义,到对特权的忘我追求——角色转换如此迅速,他们从受害者果断地成为施害者。手里掌握一个计算器,他们就可以正义地巧取豪夺;换成一把枪,他们也可以杀得大义凛然、义薄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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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谈到,为什么一些出身高贵家庭的孩子在品德上更具保障。因为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不需要通过说谎来换取资本;他们也不怕说真话所需支付的代价,他们支付得起。
朋友方希聊天时曾说起,为什么富二代似乎成了天然就饱含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