睫毛膏，下厨房为我们做煎土豆。在递给我们盘子的时候，她说：“爸爸不住这里了。”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就像戏台上换了一个场景。

我已经不记得爸爸是什么时候把他的东西拿走的。有一天放学回家，我们发现屋子一下空了许多。门厅的柜子里空出许多地方。车库里也少了很多工具和盒子。我记得妹妹哭着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才不回来的？”她还向妈妈保证，如果爸爸回来，她一定做个乖孩子。我记得我当时也想哭，但那时候，我已经能够意识到，以后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不是四个，而我是其中唯一的男人。尽管只有十一岁，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肩上担负着的男子汉的责任感。

何况我以前哭的时候，爸爸常常要我“振作”。“振作起来，孩子，振作起来。”就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那样，我努力想表现好一点，好让那个离去的家长重新出现。所以我没有流眼泪：鸡仔，你不能哭。

*

最初那几个月，我们以为爸爸的离去只是暂时的。爸妈吵架了。他们需要分开来冷静一下。天下的爸爸妈妈都会吵架，不是吗？我们的爸妈就常常吵架。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常常趴在楼上的楼梯口，我穿着白短裤，妹妹穿着浅黄色的睡裙和芭蕾舞鞋式样的拖鞋，听他们在楼下争吵。有时候，他们是为了我们而争吵：

“在这件事情上，你就不能站出来，管一管吗，雷？”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怎么不是！你总是让我当恶人去教训他们！”

有时候是关于工作：

“你就不能多花点精力在家里么，宝儿！医院里的病人不是唯一需要你照顾的人！”

“他们病了，雷。你的意思是让我对他们说：不好意思，这些事我干不了，因为我丈夫还等着我回家，帮他烫衬衫？”

或者是关于我的棒球。

“训练太多了，雷！”

“这对他有好处。说不准他就是棒球明星的料。”

“你看看他！他都要累死了！”

有时候，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妹妹会用手捂住耳朵，嘤嘤地哭。而我总努力去听他们在楼下到底讲了些什么，就好像我蹑手蹑脚，偷偷闯入一个成人的世界。我知道爸爸总是工作到很晚，在最后那几年，他常常彻夜不归，陪他的批发商，他告诉妈妈：“宝儿，你要知道，如果我不陪他们应酬，他们就会在生意上耍我。”我知道他在克林斯伍德开了另一家店。那个地方离开家大概有一小时车程，他一周去那里工作几天。我知道一家新店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好的车。但我也知道妈妈一点也不觉得那样有什么好。

所以，是的，他们争吵，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导致任何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父母离婚的。他们会想办法解决。夫妻总是一起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爸爸穿着租来的燕尾服，妈妈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红裙。宴会上，爸妈站起来跳舞。我记得我看到妈妈举起右手，爸爸用他的大手握住妈妈的手。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能够看出，他们是舞池里最漂亮的一对。我爸个头很高，身材像运动员，白衬衫下的肚子平平的，一点也不像其他人的爸爸那样有一个啤酒肚。那妈妈呢？哦，她看起来好开心，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唇向上微微翘着。妈妈开心的时候，漂亮得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舞又跳得特别好，你除了盯着她看没别的办法。她的红裙成了一个焦点，全场的目光都随着她转动。我听到桌上有几个老妇人在那里颇为不满地嘀咕，说着“有点过分啊”，“一点都不检点”之类的话。虽然小，但我也能分辨出，她们是因为嫉妒她的美丽才那样说的。

那就是我眼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争吵，但他们也跳舞。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我还几乎让自己相信，他会回来再看看她穿着红裙子的模样。他怎么能够不来呢？但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没有了这个念头。再回想起那场婚礼，我感觉像是在看一张褪了色的，度假时拍的照片。照片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很久以前曾经去过的地方罢了。

“今年，你们有什么计划？”爸妈离婚后的第一个九月，妈妈这样问我。学校又要开学了，她是在问我们有什么“新打算”、“新计划”。妹妹要求去看木偶剧。我看着妈妈，第一次学会皱起眉头说话。

“我想打棒球。”

共进早餐

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厨房待了有多久——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的，就好像脑袋撞上了汽车——但不知道哪一刻开始，可能是妈妈说“吃吧”以后，我的身体开始适应了在那里的感觉。妈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放了一勺子炒蛋到嘴里。

我的舌头几乎立即起了反应。我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我像个监狱囚犯那样把食物囫囵吞枣似的往肚子里塞。咀嚼让我暂时忘了所处情境的荒谬。老实讲，与其说那盆炒蛋的味道好，还不如说它带来了我熟悉的滋味。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做的食物，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家常菜——煎饼、肉饼、吞金枪鱼色拉——那些食物里带着记忆的味道。我妈妈喜欢在炒蛋里放一点香葱——我称之为“绿末末”——它们果然又出现了。

所以，我吃着一顿过去时的早餐，在一张过去时的餐桌旁，和一个过去时的妈妈在一起。

“慢慢来，别噎着了，”她说。

这句话，也是过去时的。

我吃完后，她拿起盘子走到水槽边开始洗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