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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等等。她们已经知道了?她们还不知道。恐惧涌上我的心头,好像马上会有人敲玻璃窗,要我出去。
罗丝朝着我的方向,先转过她的拐杖,然后是她的膝盖,最后是她羸弱的肩膀。
“你能够抽出时间,和你妈妈待上一天,真是不错,”她说,“做孩子的应该多陪陪父母。”
她摇摇晃晃地扶住水槽边的椅子。
“好了,宝儿,”她说,“现在,你能够让我变得漂亮一点吗?”
*
或许,你会想,我妈妈什么时候变成了剪头发的了呢?我已经提到过,她是个护士,而且,她非常喜欢那个职业。对于为病人包扎伤口,扎针验血,用好话安慰忧心忡忡的病人之类的事情,她有无穷无尽的耐心。男病人们自然喜欢像妈妈这样年轻漂亮的护士;而女病人们也爱妈妈给她们梳理头发、涂抹口红。我猜想这可能是当时护士们的工作之一,但妈妈还常常额外帮她们抹腮红、涂眼线。她觉得这样做会让她们自我感觉好一点。住院就是为了自我感觉好一点,不是吗?“住院不意味着等死,”妈妈过去常这样说。
有时候,在饭桌旁,妈妈会看着远方,若有所思,提起患了肺气肿的“可怜的哈维森太太”,或者是患了糖尿病的“可怜的罗伊·安迪哥先生”。时不时妈妈会突然不再提起某个人,妹妹就会问,“老奶奶格林克丝今天怎么样了呢?”妈妈会回答说:“亲爱的,她回家了。”爸爸会扬起眉毛,看妈妈一眼,然后继续吃饭。我懂事以后才明白妈妈所说的“回家”,其实是死了的意思。通常在这种时候,爸爸会想办法改变饭桌上的话题。
*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只有一家医院,自打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妈妈加班加点工作,这就意味着她不能到学校去接妹妹放学。这个任务常常落到了我身上,陪妹妹走回家,然后再骑自行车去练棒球。
“你觉得爸爸今天会在家里吗?”妹妹有时候会问。
“不会,你这个傻瓜,”我会告诉她,“为什么他今天要在家里?”
“因为院子里的草长高了,他该除草了,”她会这样回答,或者是:“因为院子里有很多落叶要叉走”,或者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妈妈星期四会做炖羊肉给我们吃。”
“我不觉得那是个好理由,”我说。
她总是会想一想,然后冒出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鸡仔,爸爸为什么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就是不回来了,知道吗?”
“那也不是什么好理由,”她嘀咕道。
那一年,我十二岁,妹妹七岁,有天下午我们两个刚从校门口出来,就听到街对面有人冲着我们摁汽车喇叭。
“是妈妈!”吕贝塔说,冲过马路。
事情有点奇怪,妈妈没有开门下车。妈妈常常教导我们说,对别人摁车喇叭是不礼貌的行为。很多年后,她还警告妹妹说,任何不跑到车门旁为她开门的男孩,都不值得她去约会。但那一刻,她居然摁了喇叭,也不下车。我跟在妹妹后面,穿过马路,上了汽车。
妈妈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她的眼皮下有黑色的污痕,她还不停清嗓子。她没有像通常那样穿着护士的白褂子。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她。那个时期,我对她就是这样不礼貌。
“给你妈妈一个吻吧,”她说。
我斜过头,让她亲了亲我的头发。
“他们让你早下班了吗?”吕贝塔问。
“是的,甜心,差不多是这样。”
她吸了吸鼻子。透过车窗外的后视镜,看了看自己。然后她擦干净眼睛下的黑痕。
“我们去吃冰激凌怎么样?”她问。
“耶!耶!”妹妹欢呼道。
“我要去练球,”我说。
“噢,今天要不就别去了吧,好吗?”她说。
“不,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训练是不能不去的,我必须去。”
“谁说的?”
“教练,人人都这样说。”
“我要去吃冰激凌!我要吃冰激凌筒!”吕贝塔嚷嚷道。
“那我们快去快回?”妈妈问我。
“别烦了!不!没有听到吗?”
我抬起头,瞪着她说。我所看到的妈妈的眼神,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妈妈看起来不知所措。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工作的医院在那一天把她给解雇了。不少医院的工作人员认为她的存在,对男医生来说是一个诱惑,因为她离婚了,变成了独身。后来,我还知道医院里有一个颇有地位的人对妈妈有所企图,妈妈为此而投诉其行为不轨。她为自己挺身而出的结果是得到如下建议:“这样做再也不管用啦。”
你知道吗,奇怪的地方在于,就在我看到她那个眼神的时候,我好像明白了一切。当然,细节我不清楚,但不知所措就是不知所措,我能够看懂那个眼神,因为我也曾经不知所措过。而且,我恨她流露出那种表情。我恨她像我一样软弱。
我下了车,告诉她说:“我不想吃冰激凌。我训练去了。”我穿过马路,妹妹从车窗里伸出脑袋:“要不要我们给你带一个冰激凌筒啊?”我心里想,吕贝塔,你真蠢,冰激凌是要化掉的。
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
她发现了我的香烟。我把香烟藏在了放袜子的抽屉里。那一年,我十四岁。
“这是我的房间!”我嚷道。
“查理!我们需要谈一谈!我告诉过你,不要抽烟!这是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了!你怎么了?”
“你是个虚伪的人!”
她愣住了。她挺直了脖子。“请你不要用那个词。”
“你自己不抽烟吗?你就是个虚伪的人!”
“不许用那个词!”
“为什么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