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昨晚我们已经把那个洞口封砌起来了，外人很难发现。”

顺着值事僧手指的方向，宋汉城看到了在上面岩层靠近豁口处的一个小小通道。

宋汉城又问值事僧：“这个洞窟的隐修教典都刻在了石壁上，那么，传说中的石板经文是否不存在？”

值事僧微笑答道：“拉瓦纳寺的石板经文是前代僧人为避免战乱波及、保护这个洞窟而另行刻制的，就存放在拉瓦那寺的地窖里。之前在通道里所见的部分木箱里就装着那些石板。武装考察队第二次来到拉瓦纳村时，劫掠了寺内的佛像浮雕，又强令僧人和村民交出石板经文，否则将格杀勿论。当时被软禁在曼谷的高木繁护先生为保护村民，托人带出书信，指示宋巴迪长老和另一位年轻长老交出石板经文。殉道的前辈长老交代他保护的是这个作为族人圣地的洞窟，而不是石板经文。事实上，高木繁护此前已考证出拉瓦纳石板经文的刻制年代并不久远。而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洞窟，其摩崖经文却可以上溯到十三或十四世纪。那时拉瓦纳村民的先人和隐修僧侣在伊斯兰入侵后，_直向东迁徙，最后选择此地定居。”

“拉瓦纳村的名字来源于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罗刹魔王Ravanna？”

“可以这么说。但它不是族人自己取的名字，而是本地土著称呼这个部族的侮辱性的名字。相传，最初迁徙来此的先祖们起先居住在丛林边缘的平原一带，可能因为肤色、信仰与当地土著完全不同而遭到排斥，而后才迁入了山谷中。但这个名字一直在官方文书中被保留了下来。久而久之村民们也习惯了这个叫法。而且这个名字很独特，对他们信奉的隐修教义也是一种很好的掩护。”

“洞窟所刻经文确实是出自早期隐修部派的教典？”

“拉瓦纳洞窟的隐修佛典按照古老的‘九分教’体系编制，那是圣教教义最早期的基本形制，是佛陀本人在弘法传教中期所亲自订立的。南传上座部佛教虽也认同这一说法，但主要是作为判定经文文体类别的一个根据，其佛典的编撰却是五部‘尼柯耶’。在发现这个洞窟之前，我们从未见识真正依从这一规范确定的佛典。但因这个洞窟的年代并不久远，仅此一点，恐怕还不足以得出结论，至多将隐修部派的时间上溯到十二世纪。不过，如果您留心注意史梯德那本《早期佛教正伪辨》和高木繁护的《东方圣教隐修法门》，就会发现一些端倪。在这两部著作中，上述两位作者都提到了雪山部派。大髻智长老离开柬埔寨转去尼泊尔后，沿着史梯德先生当年的考察路线重又遍访各地。在尼泊尔山地，他找到了那个与拉瓦纳人信奉同样教义体系的部族村落。您所寻求的答案，或许就在那里的圣寺吧。如果你们打算前去探访，可以事先咨询一下圣典会的荷默教授。”

值事僧的一席话，彻底扫除了宋汉城心中的疑虑，但也留下了一个新的悬疑。看来，最终的答案只有在他们亲自登临那个高山之国，见到高木繁护本人时才会揭晓。眼下，再继续追问下去已没有多大意义，况且值事僧已经给了他一个再清楚不过的说明。

适才值事僧所说的“九分教”[1]，是佛陀在世时即已采用的教授佛法的分类。宋汉城记起了高木繁护在《东方圣教隐修法门》中所提出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窟外结集佛典的原始范型应是“九分教”和波罗提木叉（分别解脱戒法），而非今天南北传佛典的三藏形式。继承窟外结集圣典的隐修派僧侣谨守“不增不减”的遗训，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竭力维护着佛法的本初原貌。

按照文体及内容进行归类的佛典非常便于记诵，这与早期教团僧侣之间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也更为吻合。惜乎后世部派抛弃了这个基本分类方法，后又因对教义产生分歧而开始各自增删原典，最终导致佛典系出多门，形成了一个空前庞杂、多生歧义的文本系统。相比之下，晚于佛教近一千五百年的基督教在其创立早期就基本确定了《圣经》的基本体制，其后世信徒可凭一本《圣经》而了知教义。早期隐修佛典的简洁性，也许将带来更多的启发意义。

“而且，关于微细戒的说法，两者也非常一致。”值事僧补充说。

按照佛陀的遗愿，隐修僧侣对微细戒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辨别论证，以免修行者堕于纯粹个人的解脱欲求，重新匡正了修行次第。从佛陀四十五年的传法经历中可以发现，佛陀从未止步于个人的解脱道，而是以大慈悲来积极救济和启发着欲念轮回中的众生。事实上，佛陀本人也曾多次讲说过戒律的重要次序。换言之，隐修佛典在保持佛法精粹完整的同时，又避免了本身的经院教条化。

若将隐修教典与南传上座部圣典进行对照比较，将可勾勒出一个最为切近佛陀遗教的佛典本体。这当然是惊世之发现，但为何至今仍秘而不宣？

值事僧的回答是：“如果大肆声张，隐修还有其意义和存在的必要么？它需要累积起必要的‘因’。如果可以唤起人们对原始佛法的向往和求索之心，那么，总有一天，它会如融化的高山冰雪，渐渐汇入人间的河流。宋先生，我和宋巴迪长老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些最为热情地探索原始佛教的人，不是我们这些僧侣，而是接受了现代学术思想洗礼的佛教学者。这可能是因为僧侣们过度局限于本派传统而缺乏精神动力的缘故吧。”

“昨晚，宋巴迪长老对我说，隐修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