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早点睡，还有问我钱够用吗？

我吃着加班的便当，嘴里答着嗯嗯嗯都好。

8

2014年9月，杨哥的父亲突然被送到医院抢救，他连夜回了西安的老家，我赶紧打了几万块钱过去。

两周后杨哥打电话给我，语气低沉：“怎么办，我妈只有我一人了。”

“我知道了，你好好照顾她。”眼泪在眼眶打转。

“你来吗？”几乎是带着恳求的语气。

我憋了几分钟，终于说出：“杨哥，我快二十八了，穷怕了。”

杨哥沉默良久，几乎哽咽：“对不起，没能好好养你。”

“很好了……很好了……已经很好了啊。”

我挂了电话，躲在公司卫生间，泣不成声。心被掏空了一样。

杨哥走了，回老家了，再也不回来了。

我去给杨哥退房，他的房间东西不多。

我们来上海第一个月开始用的电饭锅，每天靠着它煮着米饭配着榨菜。杨哥说那段日子最苦了，我不觉得，最苦的日子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搬到两居室后在宜家买的电脑桌。一到周末，杨哥就把速度卡到掉渣的电脑放在上面，下载一部电影。我俩戴着耳机，窝在床上，搂在一起看到昏昏入睡。

我们在网上买的烤面包机。每天烤上两片蘸着花生酱番茄酱的面包吃得心花怒放，杨哥说我嘴上的酱汁没擦掉。我说是吗是吗在哪儿，然后他突然亲上来。

我们刚来上海买的洗脸盆也还在。搬了几次家都没扔。记得那会儿我忙得五天没洗头，第二天要见客户，我们当时穷得连二十块钱的洗发水都不敢买了。我看到一袋洗衣粉，二话没说就往头上撒，一头扎进脸盆里。杨哥那晚在门外坐了一宿。

我们用过的东西，都还在。

只是我们，早已不在了。

9

回到西安的杨哥，生活慢慢安定下来。

我的工作步入正轨，一个人也租得起稍微好点的房子。但我明白，我也会离开上海的，可能明天，可能五年十年后。

奋斗几十年，还不知道能不能买得起一个厕所。随便吧，不想了。

2016年初，杨哥的室友老章跟我说，杨哥要结婚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不知道说什么好。关掉手机，挤进了人来人往的地铁，脑袋里想的全是昨晚还没通过的策划案。

上海这个城市，人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故事，每个人都很脆弱。可没有什么能比挤上高峰期地铁，更让人欣慰的。

我妈常跟我念叨：“你也老大不小了，该回来找个人结婚了。”

我说：“好呀好呀，明年春节就带回去，胡歌还是霍建华，您先决定好。”说着说着眼泪汪汪。年纪大了，泪点也变低了。

春节杨哥举行婚礼，我躲在老家哪儿都不想去。

后来小章跟我说，结婚那天，杨哥喝得烂醉，哭着闹着要到上海吃糊汤粉。你说上海怎么会有糊汤粉呢？

是啊，上海没有糊汤粉。

武汉有，我们大三那年的武汉有。

最美的爱情，生在最深的绝望里

文　李月亮

爱情是最喜欢在暗夜里生长的花，

越暗的夜，

它便开得越绚烂。

爱情最怕易地换景，

在哪里生的爱情，

就最适合在哪里长。

by 李月亮

苗圃演过一部监狱爱情电影《凤凰》，讲到是一对重罪男女，在监狱里产生感情，历经三十五年曲折终于走到一起的故事。

电影很感人，但更让人感动的，是这部电影的真实原型。女主人公的原型叫俞维凤，是个漂亮的上海知青，高中一毕业就去江苏连云港插队，因丈夫风流成性，不堪忍受屈辱，怒杀了丈夫，被判死缓。男人的原型叫马正晓，天资聪颖，极具艺术天分，却因为为哥哥报仇而过失杀人，获刑十五年。两人都在南京市老虎桥监狱服刑，并在一次犯人的演讲报告中相识，暗生情愫。监狱里男女犯人不能交流，更不能谈恋爱。两人利用智力竞赛、制作展牌的机会，通过棉纱包裹的小纸条传情。这样苦恋了近十年后，两人相继减刑出狱，很快便结成夫妻。

电影在有情人终成眷属的那一刻便戛然而止了，而现实中的马正晓和俞维凤却在结婚七年后，由于各种分歧，离了婚。据说在电影的试映会上，俞维凤一直在哭，当看到“监狱拥别”环节时，更是忍不住号啕大哭。但哭归哭，她与同时观影的马正晓却全场刻意保持距离，没做任何交流。这令很多现场的记者不胜唏嘘，感叹“现实比监狱更残酷”。

现实的确是残酷，但比现实更残酷的，当然不是监狱，是人的欲念。

可以想见，当年监狱里的两个人，在那样深刻的绝望里，心生这样珍贵的爱情，好比在漫漫寒夜遇见燃烧的火种，没有理由不感激和珍视，所以十年苦恋，两人能把这爱情呵护得那么好。可是出狱后，他们回到多彩的生活，世界重现光明，暖阳照下来，爱情不再是生命里唯一的希望，财富，亲情，前程，样样值得追求，那一团曾给他们无限温暖和光明的爱情便不那么耀眼了，尽管火还是那团火，但它的光芒被冲淡了，于是免不了被忽视，被遗弃，甚至被厌恶，最终悲惨地灭掉。

这是爱情的宿命。

爱情是最喜欢在暗夜里生长的花，越暗的夜，它便开得越绚烂。因为那个时刻，所有与现实有关的欲念都冻结了，唯有爱情，能跳脱这严酷的现实，忽然间生长出来，澎湃蔓延，成为人心里唯一而有力的依靠。而一旦冬去春来，各种欲念复苏，爱情便被挤压成小小的一团，为各种利益让路了。所以最美的爱情，通常是生在最深的绝望里的。

变化是爱情最有效的试金石，唯有在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