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觉几乎是触手可及——是说，人们拼死拼活实现一个目标，却到头来反遭其害——它最终加重和加速了他们的绝望。”

一语成谶，《应许的祈祷》没有应许我任何的祈祷。到这本书面世时，文学圈里许多大佬都认为朗曼小姐襄助她的小白脸过了头（博帝给取的这名字；他还告诉所有人说：“可怜的爱丽丝。这是科莱特笔下描写老妓女养小白脸的《谢利》与《谢利之死》之合二为一！”），甚至觉得对于她这样一位以严谨著称的艺术家而言，她表现出来的缺乏诚实实在令人愕然。

我不敢声言自己的小说可以跟屠格涅夫和福楼拜媲美，但肯定也有那么几分分量，不可全然视而不见。没人攻击这些小说；要是有人攻击倒也还好，不致如这灰色漠然的排斥那般令人麻木、令人憎恶、令人痛苦，让人不到中午便生起一种对马丁尼酒的强烈欲望。朗曼小姐跟我一样的痛苦——与我一样的失望，如她所说，不过内心里，这却是因为她疑心自己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名望已甘泉变污水了。

我无法忘记她的那副模样：坐在品味无可挑剔的客厅里，杜松子酒与泪水催红了她漂亮的双眼，她点头，点头，照单全收我撒着酒疯攻击她的每一个刻薄的字：我将这书的惨败、我的挫败、我被打入冷宫全推咎到她头上；点头，点头，咬着嘴唇，压抑着任何反击的企图，照单全收因为她对于自己才华坚若磐石的自信，恰如我对自己的才华缺乏信心，满腹狐疑，同时因为她明白自己只要回击半句实话，都将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因为她害怕万一我离开她，那她的最后一个谢利就没了。

得克萨斯有句古话：女人就像响尾蛇——身躯死了，尾巴都还要抖几下。

有些女人，终其一生，为得一夜快活，啥也可以不管不顾；朗曼小姐，如我所听闻，就是如此一个热狂分子，直至中风而死。然而，凯特·麦克劳德说过：“遇上一个真正好的性伙伴胜似周游世界——这不仅仅是在一个方面。”因此凯特·麦克劳德，就我所知，赢得了这样一个评价：耶稣啊，要是凯特将插过她的鸡巴全加在身上，就要变成一只豪猪啦。

但朗曼小姐，愿她安息，在“P·B·琼斯的故事——偏执狂影片公司与阳具神普里阿普斯制片厂联合出品”里已演完她的一章；因为P·B已然邂逅了他的未来。他的名字叫邓纳姆·福茨——邓尼，朋友们都这样叫他，这其中就有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和戈尔·维达尔。在他死后，这两人都将他作为一个主要角色，钉在了他们的作品之中。维达尔的那个短篇叫做《破刊残页》，伊舍伍德则将他写进一部小说里——《来此一游》。

早在他从我的港湾里浮出水面之前，邓尼就如一个传说，已为我所熟知；一个神话，赋名曰：世间保养最好的男孩。

十六岁时，邓尼生活在佛罗里达州位于一个交叉路口的镇子上。镇上都是些白人穷鬼。邓尼在他父亲的面包房做工。一天上午，救赎（有人可能会说是毁灭）以一个略显肥胖的身躯出现——驾驶一辆全新定制的1936年款杜森堡敞篷轿车的百万富翁。这人是一位化妆品大亨，财富主要来自一种大名鼎鼎的防晒霜；他结过两次婚，可他更喜欢的是十四到十七岁的翩翩美少年。当他看见邓尼时，肯定有如是瓷器古董收藏家迷路撇进一家废品店，却发现一套迈森“白天鹅”陶瓷餐具：震惊啊！贪婪得心颤啊！他买了一些多福饼，邀请邓尼乘坐杜森堡兜风，甚至让他把方向盘；那天晚上，甚至没有回家换内衣，邓尼就直接去了一百英里外的迈阿密。一个月后，他悲痛欲绝的父母——两人已无数次遣人将当地的沼泽地搜了个遍，最后彻底绝望了——收到一封盖着法国巴黎邮戳的信。这封信成了一套多卷册剪贴簿里收录的第一份材料：《我们的儿子邓纳姆·福茨的全球游》。

巴黎，突尼斯，柏林，卡普里岛，圣莫里茨，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圣让卡普费拉，比亚里茨，威尼斯，雅典，伊斯坦布尔，莫斯科，摩洛哥，埃什托里尔，伦敦，孟买，加尔各答，伦敦，伦敦，巴黎，巴黎，巴黎——而他最初的那位东家已被远远抛在后面，哦，老早在卡普里岛就被抛在了身后，宝贝；因为在卡普里岛，邓尼吸引了一位七十岁的太祖父——他也是荷兰石油公司的一名董事，并与之潜逃。这位先生后来又把邓尼输给了一位王室——保罗王子，即后来的希腊保罗国王。王子跟邓尼年龄相近得多，他们之间的感情也相当平衡，直至在维也纳他们有一次去拜访一个文身师，并在身上文了一模一样的一个符号——文在心脏上方的一个蓝色小标记，虽然我记不得到底是个什么符号，或代表什么意义。

我也不记得那段恋情是怎样结束的了，只知道最终分手是因为邓尼在洛桑美岸酒店的酒吧吸食可卡因，两人吵了一架。不过到现在的邓尼，就像欧洲大陆电路上的另一口口相传的神话——波菲罗·卢比罗萨，已培养起成功的冒险家所必需的素质：神秘，以及唤起人们探索其神秘之根源的普遍欲望。事实上，比如多丽丝·杜克和芭芭拉·哈顿，就曾花了一百万美元，想搞清楚其他女士是否在撒谎：她们赞美那一头卷发的行家——多米尼加大使波菲罗·卢比罗萨阁下，在他那硕大的四分之一混血的鸡巴之威力下哼哼直喘，传言那牛奶咖啡色的冲击钻有十一英寸长，有人手腕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