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人作鸟兽散。（见《怪味沧桑》下卷“回乡”一章）

　　消息传来，让丰阳县的领导很丢面子，省市两级领导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的工作不力，责成丰阳县委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杜绝此类事故发生。这一天下奇闻，曾经弄得县里的信访部门和乡镇主要领导整天提心吊胆，严防死守，部署专人监控了那些带有上访倾向的人。好长一段时间，上上下下神经兮兮的，到现在还没有对这一批上访人员彻底消除疑虑。

　　省委对乡镇机构改革工作下了最大决心，下达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做到“无情改革，有情实施”。三个月内，保证完成改革任务。指标任务是硬的，时间表是死的，不能讨价还价，纪律处分动真格。

　　市委上行下效，把这项工作摆上了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专门召开了乡镇党委书记参加的动员大会，一竿子插到底，要求各县、各乡镇，向省委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在大会上，市委方书记慷慨激昂地表示，在这场攻坚战中，一把手要亲自抓，负总责。对于不能如期完成工作任务的县乡两级主要领导，市里的纪律处分还要加码儿。我就不相信，有人胆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开玩笑！

　　由于省委明确规定，在改革期间，所有干部配备工作一律冻结。尤其是县乡两级的一把手，绝对不允许调整，必须坚守岗位，实行严格的“首长问责制”。曹明祥曾经担心，自己因为徐立身事件，可能被市委引咎调整的问题就不存在了，于是，精神抖擞、雷厉风行地抓起了工作。正应了那句老话，“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曹书记把县级干部全部分包到乡镇去，成立了临时机构，明确职责，严格督察督办，跟踪问效。这项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立刻蓬蓬勃勃地在全县开展了起来。

　　项明春很乐意杜县长来帮助工作，他们自从在“后进村整顿”验收时，交上了朋友，到后来在萧干病房里相聚，一直不断有来往，两个人意气相投，甚是相得。

　　冯司二曾经当着两个人的面奉承说：“项书记，你和杜县长都是我们县真正的大才子，在咱们县所有的才子中，他们的名气没有超过你们俩的。”

　　项明春说：“别瞎说了，人家杜县长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一些。”

　　冯司二说：“那是没有让你到那个位置上，要不，你不比杜县长逊色。”

　　杜思宝说：“我是不是才子，需要打问号，项书记是当过‘大师爷’的人，给他阳光，就肯定会灿烂无比的。”

　　项明春忽然想起来，他刚刚进入县委办公室的时候，到春水镇搞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调研，原来的镇党委书记马春德，曾经把自己比做“柳床儿”，说插在哪里都能成活，现在杜县长又有新的比喻，说明自己这个人还是有价值的。（见《侧身官场》“调研”一节）

　　平心而论，项明春对于这项改革认识是很到位的，早就有心理准备。但在操作过程中，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先不考虑如何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在他和副县长杜思宝的面前，首先出现了一只拦路虎。

　　这只拦路虎是，省里不仅要求精简机构和富余人员，还要砍掉一部分乡镇。省里制定了严格的标准，除了山区乡镇外，人口不足三万人的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乡镇，一律撤并到其他乡镇去。并且对于符合条件的县市区，只要撤掉了一个乡镇，省政府要给这个县市区以奖励和财政补贴，带有悬赏的性质。

　　黄公庙乡一直认为自己是山区乡镇，人口虽然差一百五十口不足三万人，可只要是山区乡镇，就能保留下来。谁知道大意失荆州，等报纸上把第一批保留下来的乡镇予以公布时，杜思宝、项明春和冯司二，以及所有的乡干部、乡直部门的干部职工全都傻了眼，保留乡镇的名单上竟然没有黄公庙乡的名字。大家再也不为自己的去留担忧了，而是集中在乡机关里，人心惶惶，忧心忡忡，哭爹骂娘，唉声叹气。要知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众人同仇敌忾，要求上级把黄公庙乡保留下来。试想，出现这种状态并不奇怪，眼看就要“亡党亡国”了，谁还有心思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先把自己的乡镇保留着再说。

　　矛盾立刻集中到了杜思宝和项明春这里。杜思宝马上让项明春向县委临时组建的办事机构请示，得到的答复是，原来历史上统计的报表内，黄公庙乡不属于山区乡镇，按人口算，又达不到法定人数，只得切掉。

　　杜思宝和项明春得知这一重要情报，马上赶回县城，找到曹书记和郗县长，共同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曹书记非常同情黄公庙乡的遭遇，觉得上级的这条政策，把一个经济发展的区域中心切下去了，实在可惜。黄公庙乡一带的经济发展很可能因此而受挫，再也没有发展的机遇了。而且，这么多的乡镇干部、职工，更难让县里消化处理。

　　议来议去，曹明祥书记明确表态：“我们不稀罕省里的奖金和表彰。做任何事情，要两利相比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不按山区考虑，就黄公庙乡的土地面积，有一百八十多平方公里，足够成立一个乡镇了。黄公庙街又是多年历史形成的集镇，如果一定砍掉，当地的政治、经济将损伤惨重，付出的代价太大，多少年也不一定恢复过来。邓小平同志最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不允许这么做，毛主席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