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

我从抽屉里翻出一沓裁好的白纸条——每一张都裁得不大不小，正好够写一个英文单词加一个中文释义。

我把课本摊开，左手压住书脊，右手握笔。第一个词，写英文，翻面写中文。第二个，第三个。

笔尖在纸面上的沙沙声均匀而稳定，像是某种古老的、属于书桌的呼吸节律。

二十个翻完，认识十三个，不认识七个。

我把不认识的七张单独摞在左边，在每张英文下面画一条横线。

横线压得重，纸背鼓起一道浅棱，像七道小小的、等待被跨越的台阶。

中午吃饭的时候，母亲问我：“给晓晓打电话了吗？”

“还没呢。”我夹了一筷子凉拌黄瓜，咬下去时牙齿穿过脆生生的瓜肉，发出一声细小的断裂声，“我下午打。”

母亲没有追问，只是把汤碗往我手边推了推，碗沿碰着我手腕外侧，带着刚好能被皮肤记住的温度。

午后的阳光从西窗照进来，把客厅地板上的瓷砖晒得微微发烫。

我放下笔，站起来走到客厅。红色电话机安静地躺在电视柜左角，深红色的塑料外壳在斜照的阳光里泛着哑光，像一枚被晒热了的印章，又像一枚熟透了的、安静地卧在枝头的果实。

我拿起听筒，手指碰到塑料外壳的瞬间凉了一下——那是一种与室温截然不同的凉，像一块被长久搁在阴凉处的玉石，表面不沾人气。

那股凉意顺着指腹蔓上来，不重，像什么很轻的东西在皮肤上点了一下然后退开，留下一个清晰的、暂时无法被体温覆盖的印记。

我把听筒贴在耳边，然后伸手去拨那个号码——店里那个。

食指指腹贴上转盘第一个数字孔的内沿，顺着圆弧转到底。

指下传来细密的齿轮咬合声，“咔嗒”一声轻响，转盘开始归位，带着我的指腹缓缓滑回原点。

那滑动是均匀的、带着阻力的，像是手指正沿着一条事先挖好的沟渠前进，每一步都被精确地限定了距离和角度。

然后我继续拨第二个。

转盘在指腹下转动时产生的振动顺着骨骼传上来，细密的、连续的、像一只极小的昆虫在指腹下振翅。

第三个。

第四个。

每一个数字都在指腹下转出一声细响，像一颗小石子被投进深井，在井壁上碰出回音，然后沉下去——那声响不大，但清晰，每一次都准确地落进耳膜中央。

最后一个数字拨完，转盘归位。

那几秒钟里，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从耳道里传回来，闷闷的，比平时重一些，像隔着枕头听自己的心跳。

指腹停在半空中，悬在转盘上方两厘米处，没有收回，也没有落下。

然后听筒里那根绷直的线松开了——响铃开始。

第一声。“嘟——”长长的，稳定的。像一条被拉直的丝线从听筒伸出去，穿过客厅的墙壁、穿过门外的槐树、穿过几百公里的田野和城镇，一直伸到郑州那间店铺柜台上的电话机里。那声音是纯粹的、中空的，不包含任何信息，但它的持续让我确认了一条事实：线路是通的，电话在那头，它在响。

第二声。“嘟——”窗外的蝉鸣在这时候响了一阵，像一层薄纱盖过来又掀开。我没有动，手指在听筒外壳上握着，握得不太紧也不太松，拇指贴着听筒弯曲的弧度，其余四指拢住侧面。掌心和塑料外壳之间的缝隙里有一层极薄的汗，是握久了之后慢慢渗出来的，没有滑腻感，只是让贴合更密了一些。

第三声。“嘟——”我在数。数到第三声的时候我忽然想，也许晓晓正坐在柜台后面的矮凳上，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到一半的旧杂志；或者蹲在地上整理一摞新到货的衣服，标签还没剪完，手指上缠着一圈透明的塑料绳。电话在柜台上响了。她听见了，站起来，绕过堆着衣服的矮桌，往这边走。三声，差不多够她走到电话机旁边了。

第四声。“嘟——”窗外的光从纱窗斜照进来，落在电话机底座上，那一小片被光照着的地方在慢慢变热，塑料壳的深红色在光里泛出一层极浅的暖橙色。我在想她走到哪里了。柜台到电话的距离，她没说过，但我曾见过服装店里柜台和货架之间的布局——两步，最多三步。四声，够她走完那段路了。她应该已经站在电话机前面了。

第五声。“嘟——”这一声似乎比前面的短了那么一点点，或者是我听错了，或者是因为期待让时间的感知发生了扭曲。蝉鸣又响了一阵，然后停了，余下的只有听筒里那根丝线继续往外伸的声音，绷着，没有断，但绷得越来越紧，像一根被拉到极限的橡皮筋，再拉一毫米就要崩断了。

第六声。我等着，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拢了一下，指腹在塑料外壳上压出四道浅浅的印痕。等它响完，等第七声接上来——也许六声不够她赶到，但第七声总该够了吧？

但第六声的尾音刚刚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根丝线忽然松了。不是慢慢松的，是突然地、干脆地、没有任何过渡地塌了下去，像一根被剪断的弦。

忙音响起来，短促而均匀，一声接一声，中间没有停顿——“嘟、嘟、嘟——”像一根针从某个高度落下来，稳稳地扎在桌面上，不深，但直立着，不会倒。

我握着听筒站在原地。

耳朵里那个忙音还在持续，像一根细长的银针扎在鼓膜上，不疼，但一直在那里，持续地、均匀地响着。

窗外的蝉鸣又响了一阵，然后停了，留下一个巨大的空白，空白里只有那个“嘟、嘟、嘟”的忙音，一声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