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那天我没在家看电视。

那天傍晚，母亲往我车筐里塞了一饭盒炸带鱼和一壶凉茶。

我骑车去晓晓家接她。

六点半，晓晓穿着白色短袖和淡粉色薄外套，长发扎成高高的马尾，站在院里的藤萝架下等我。

我们骑到学校的时候，天还没全黑。

操场上已经全是人了。

王强、贾永涛、丁琳琳、叶云开、刘莉莉、朱娜、王梅、金丽、杨红星、肖恩、江晓曼……所有人都在。

藤萝架上挂满了彩灯，红的黄的绿的蓝的，像瀑布一样垂下来。

十一点半，几百人一起盯着大屏幕上的倒计时牌倒数。

零点整，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缓缓升起。

操场上几百人同时站起来，没有人说话，没有人走动。

我站在晓晓旁边，她的手在我手心里，一直在抖。

烟花开始放的时候，晓晓把头靠在我肩上，我们都仰着头看。

那是我十六年人生里最重要的一夜。

我把这一句写进稿纸的时候，笔尖在“最重的一夜”五个字上停了一下。

那一夜之后发生了很多事。

那年改变的，不只有香港。

那个夏天之后，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把一沓表格放在茶几上，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手里的笔忽然停住了。

不是因为写不出来，而是因为我想到了一件事。

那一夜彩灯下的晓晓，和后来教我电路图的晓晓，是同一个晓晓。

那年夏天藤萝架上的彩灯，和她用铅笔画在草稿纸上的线圈，是同一根线串起来的两头。

晓晓站在彩灯下仰头看烟花的时候，马尾辫被风吹起来又落下。

发梢在灯光里泛着暖金色的光。

她握着铅笔在纸上画电路图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匀速移动，没有停顿。

像一个早就知道终点在哪里的人。

晓晓把纸转过来对着我，轻声说：“你看，这样就通了。”

通了。

我把两幅画面并排放着看了一会儿。

然后低下头，在稿纸的第二行开始写。

“但把我和那一年连在一起的，不全是那面旗。是一条线。一条被铅笔画在草稿纸上的线，红笔标着方向，像一条细长的血管从纸面这头通到那头。”

那是晓晓教我的电路图。

铅芯在纸面上磨出的那道银灰色轨迹至今还贴在我笔袋里的那张草稿纸上。

边缘已经起毛了，但银灰色的铅笔印还在，红笔标的电流方向还在。

她画那条线的时候，笔尖没有停顿，像早就知道终点在哪里。

我又想起父亲。

那天晚上他坐在沙发上，把买断协议摊开放在茶几上，沉默了很久。

客厅的灯白晃晃的，照在他后脑勺那几根新冒出来的白发上。

父亲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嘴唇动了两下，没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小羽，爸想好了。买断。”

那两个字落下来的时候很轻。

像一枚熟透了的果实从枝头松开，落进泥土里，发出一声闷响。

我问他：“为什么？”

父亲说：“拿了钱，可以自己做点小生意。总不能让你上不起大学。”

我那天晚上没哭。

但很多次想起他坐在沙发上的样子，眼睛都会发酸。

我写完这一句，把笔放下了。

窗外最后一抹夕光从书桌边缘滑下去，整间屋子暗了一度。

我伸手摸了一下笔袋侧面那张被折过很多次的电路图草稿纸。

纸面已经被体温和汗渍润得微微发软了。

但银灰色的铅笔印还在，红笔标的电流方向还在。

母亲下班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她推门进来看见我还坐在书桌前，没有开大灯，只亮着一盏台灯。

那圈光照着稿纸上那几行墨迹。

母亲问我：“写征文呢？”

“嗯。”我偏过头应了一声。

“写完了没有？”

“还没，写了个开头。”

母亲没有再问。

她把买回来的黄瓜放在厨房台面上，打开水龙头洗了一根。

母亲切了一半放进盘子，端进来放在我桌角。

那半截黄瓜切得整齐，断面泛着湿润的水光。

“写完再吃饭。”母亲说。

语气平常，像在交代一件很小的事情。

她走出去的时候带上了门，关门的声音很轻。

像怕把什么正在成型的东西震碎了。

我把那半截黄瓜拿起来咬了一口。

脆生生的，带着刚从水龙头底下冲过的凉意和清甜的汁水。

从舌尖一路渗到喉咙深处，像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把我从1997年7月1日拽回1998年7月3日的傍晚。

我嚼完那口黄瓜，把剩下的半截放在桌角。

重新拿起笔，在稿纸的第三行写了一句。

“那一年，有人升起了旗，有人画下了一条线。我属于后者。”

我在这一句后面停了一下。

笔尖悬在句号的位置，但没有落下去。

因为我忽然意识到，那根线没有断。

晓晓画在草稿纸上的那条线。

从她笔尖出发，穿过那晚藤萝架上的彩灯，穿过初三那年秋天的走廊。

穿过高一教室的第三排靠窗，穿过高二开学那天藤萝架下的第一片落叶。

穿过父亲坐在客厅沙发上沉默的那一夜。

一直延伸到现在，延伸到我正在写的这篇作文的第三行。

我补了一句：“而那根线，至今还通着。”

写完这一句，我靠在椅背上。

台灯的光拢在稿纸的正中间，把“通着”那两个字照得格外清楚。

“通着”，像一根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