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各不相同的男士。

格雷厄姆先生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矮小而活泼的年长绅士，他在脖子上挂着一袋樟脑和阿魏，把整车厢的人都熏得泪眼迷蒙。

“这个对祛除带有流行感冒的邪恶流液相当有效，”他向我解释道，一边拿起那个口袋在我鼻子底下轻轻摇晃，像摇着一个香炉，“秋冬季里我每天都戴着它，都已经有近三十年没生过病了！”

“太惊人了！”我礼貌地感叹道，竭力屏住呼吸。他的话我并不怀疑，兴许就是这股气味将所有的人拒之千里，于是病菌都对他鞭长莫及了。

相比之下，这药在小男孩身上的效果就远不尽如人意了。自从小少爷乔吉对车厢里的气味做了几次未加遮掩的高声评论后，他便被裹在了他母亲的胸前，此时他向外张望着，脸色颇有点发青。我密切地关注着他，并同时关注着对面座椅下的那把便壶，以备不时之需，助此二者迅速找到彼此。

我猜想这把便壶是为恶劣天气或其他紧急情形准备的，因为一般来说为了女士们文雅的需要，马车会每过一小时左右稍作停歇，这时候全车乘客则好似一群鹌鹑般四散着进入路边的植被之中，即使那些不存在大小便需要的人，也很需要从格雷厄姆先生阿魏袋的恶臭里寻求解脱。

换了一两次座位，格雷厄姆先生发现他在我身边的位子被华莱士先生占了，一个胖胖的年轻律师，刚在因弗内斯处理完一位年迈亲戚的遗产，准备回爱丁堡，他这么向我解释。

对于他从事的法律事务，我的兴趣远不如他本人，但此情此景下，他显然被我吸引的事实也算让人欣慰，于是当他从口袋里掏出袖珍的象棋棋盘摆在膝盖上，我便与他开始对弈，消磨了几个小时时间。

期待着即将在爱丁堡遇见的一切，我的注意力既没有集中在旅途的不便上，也没有专注于复杂的棋局。A.马尔科姆这个名字不断回旋在我的脑际，犹如一支希望之歌。亚历山大·马尔科姆，这必定是詹米，显然必定是他！詹姆斯·亚历山大·马尔科姆·麦肯锡·弗雷泽。

“考虑到卡洛登之后高地叛党的遭遇，在爱丁堡这样的地方使用化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罗杰·韦克菲尔德这么向我解释，“尤其对于他——毕竟他是个被定了罪的叛徒。而且看样子，他好像也习惯成自然了，”他的口气有点挑剔，一边审视着那篇批判税法的文章潦草的手稿，“就当时来说，这简直就是煽动叛乱。”

“是啊，听上去很像詹米。”当时我这么冷冷地一说，但内心着实在狂跳不止，眼见那与众不同的散漫草书和其中措辞大胆的评述。我的詹米。我拨弄着裙子口袋里硬硬的长方形小包，琢磨着还有多久我们才能抵达爱丁堡。

天气一直反常地好，除了偶尔的细雨之外，一路畅通无阻，我们用不到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旅程，途中四次停车换马的时候，我们在驿站酒馆里吃了点东西。

马车驶进一座庭院，是一家名叫博伊德白马的客栈的后院，坐落在爱丁堡皇家一英里的脚下。乘客们下了车，步入熹微的阳光，好似一窝刚从蛹中孵化的蝴蝶，翅膀凌乱，动作生涩，对于走动的自由深感陌生。走出幽暗的车厢，就连多云的爱丁堡灰色的天光都显得令人目盲。

我感到久坐的双脚有点发麻，但还是连忙开始赶路，指望能在先前同程的旅伴们忙着领取行李的时候赶紧逃离这个院子。然而事与愿违，快走到街上时，华莱士先生追上了我。

“弗雷泽夫人！”他说，“请问我能否有幸陪同您去往目的地？您肯定需要人帮您搬行李的吧。”他回头朝马车望去，马夫们明显正相当随意地把旅行袋和手提箱一个个扔进人群，继之传来一片混乱的抱怨和叫喊。

“呃……”我说，“谢谢您，不过我……呃，我会把行李留给店主看管。我的……我的……”我忙乱地搜肠刮肚，“我丈夫的仆人会过来取的。”

听见“丈夫”一词，他的胖脸微微一沉，但还是很有礼貌地恢复了笑容，举起我的手深鞠了一躬。

“我明白了。能否允许我为了您一路上令人愉悦的陪伴表示深切的感谢，弗雷泽夫人？也许我们下次还会见面。”他直起身，审视着喧腾的人群从我们身边经过，“您丈夫会来接您吗？能认识他我将深感荣幸。”

虽说华莱士先生对我的兴趣算是种相当的赞美，但也很快变得相当烦人。

“不，我要晚些时候才跟他碰头，”我说，“遇见您真是荣幸，华莱士先生。希望以后还能再见。”我热诚地握了握华莱士先生的手，这让他很有些窘迫，趁着这时我便一溜烟地穿过了成群的旅客、马夫和食品小贩。

我没敢在车站附近停顿，生怕他会跟着我追出来。于是我一转弯冲上了皇家一英里的斜坡，在宽大的衣裙所允许的范围里全力奔跑，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幸运的是，我选了个市集日来到这里，从车站方向看起来，我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街边林立的锁定摊位和卖牡蛎的商贩之中了。

跑向斜坡的途中，我停下来，像个躲过追捕的小偷一般喘起了大气。这儿有座公共喷泉，于是我在池边坐下，好缓一缓呼吸。

我到了。真的到了。爱丁堡在我身后顺坡而上，一直上到那巍岩耸立的爱丁堡城堡，我的前方则正对着城市脚下雄伟壮阔的荷里路德宫。

上一次我站在这座喷泉边的时候，美王子查理正向集结在爱丁堡街头的市民发表演说，用他的皇族气概掀动得群情振奋。当时他从池边向那喷泉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