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熟睡的孩子放到前臂上，用雨衣盖住孩子，将其带上了飞机。

然而，登机之前大家都等了好几个小时，两个航班都延误了。机场买不到食物，撤离者饥肠辘辘。于是，在宵禁之前，撤离小组的一些人开车到城里搜罗一切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他们将街角几个贩卖糖果、水果和香烟的杂货铺扫荡一空，然后进入一家肯德基，买走了库存的所有小圆面包。他们返回机场，将食物分发给候机室的EDS公司的人，差点儿被等候相同航班的其他饥饿的乘客打劫。回来的路上，有两组人因为宵禁开始后还在外面而遭到拦截拘捕，但一辆试图逃走的汽车转移了士兵的注意力，当士兵朝着汽车开枪时，他们得以朝反方向溜走。

午夜零点过后不久，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起飞了。三十一小时后，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也起飞了。

那天晚上，科伯恩和撤离小组的大部分人都是在布加勒斯特度过的，他们就算回家也没有家人可陪。

科伯恩在指挥撤离行动时，保罗则在努力查明是谁出于何种目的要没收他的护照。

他的行政助理里奇·加拉格尔是一名擅长同伊朗官僚机构打交道的美国年轻人。加拉格尔主动要求留在德黑兰，他的妻子凯茜也没走，她在驻德黑兰的美国军队中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因此，加拉格尔夫妇不想离开。而且，他们只养了一条名叫布菲的贵宾犬，没有孩子可担心。

警察让法拉上交护照的那天——也就是12月5日——加拉格尔同保罗·布查一道拜访了美国领事馆。布查正是警察要没收护照的人之一，他已经不在伊朗工作，但碰巧有事重返了德黑兰。

他们见到了总领事洛·戈尔兹。戈尔兹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事，年过五十，偏胖，秃顶，垂在额前的短发都花白了——他扮起圣诞老人来一定很合适。戈尔兹身边还有大使馆的一名伊朗员工阿里·乔丹。

戈尔兹建议布查赶紧坐飞机离开。法拉已经告诉警察——她完全不知道布查又回来了——布查不在伊朗，而警察似乎信了她的话。布查完全可以偷偷溜走。

戈尔兹主动提议保管保罗和比尔的护照和居留许可证。这样一来，倘若警察正式要求EDS公司提交这些证件，EDS公司就可以让他们去找大使馆了。

另一方面，阿里·乔丹还可以借此同警察接触，查明到底出了什么事。

那天晚些时候，护照和相关证件都被送到了大使馆。

第二天早上，布查登上飞机离开了伊朗。

加拉格尔打电话问大使馆情况。阿里·乔丹已同德黑兰警察局的比格拉里将军通过电话。比格拉里说，保罗和比尔被限制离境，如果试图离开的话，将会遭到逮捕。

加拉格尔问为什么。

乔丹解释，他们是作为“一项调查的重要证人”而被扣留的。

“什么调查？”

乔丹不知道。

加拉格尔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保罗，保罗十分困惑，也很忧虑。他从未卷入交通事故或者目睹犯罪，也跟中情局没什么关系……那被调查的是谁或者是什么事情呢？难道是EDS公司？还是说，调查只是个借口，真实的目的是将保罗和比尔留在伊朗，继续运行社保系统的电脑？

但警察也做出了妥协。阿里·乔丹抗辩说，警察可以没收居留许可证，因为那是伊朗政府颁发的，但他们无权没收护照，因为那是美国政府颁发的。比格拉里将军同意了。

第二天，加拉格尔和阿里·乔丹到警察局将相关证件交给比格拉里。在去的路上，加拉格尔问乔丹，保罗和比尔会不会被指控干了坏事。

“我觉得不太可能。”乔丹说。

在警察局，将军警告乔丹，如果保罗或比尔通过任何手段——例如乘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了这个国家，美国大使馆就必须为此负责。

第二天——12月8日，也就是撤离的日子——洛·戈尔兹给EDS公司打电话。通过他在伊朗司法部的一个“线人”，他了解到，保罗和比尔作为重要证人被牵扯其中的调查，是针对已遭监禁的卫生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的腐败指控。

得知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后，保罗终于松了口气。他很乐意告诉调查者：EDS公司从未行贿。他甚至认为部长没有收过任何人的贿赂。伊朗的官僚以腐败而臭名昭著，但舍科博士——这是保罗对他的简称——似乎是另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他是受过正规训练的整形外科医生，思维敏锐，尤擅掌控细节。在卫生部，他团结了一帮年轻而有进取心的技术官员，他们能破除繁文缛节，提高办事效率。他的理想是将伊朗的卫生和福利水平提升到与美国相当，而EDS公司的项目只是大计划中的一部分。保罗认为舍科博士没有借此机会中饱私囊。

如果戈尔兹的“线人”所言不虚，那保罗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但他真能高枕无忧吗？舍科博士三个月前被捕了。

保罗告诉伊朗人，如果卫生部不支付欠款，EDS公司就将撤离伊朗，之后伊朗人就突然意识到比尔和保罗是重要证人——这难道是巧合吗？

撤离行动之后，EDS公司剩下的人员都搬入了两间屋子里。12月10日至11日，也就是阿舒拉节的圣日，他们都待在屋子里打牌，一个房间里玩的赌注大，另一个玩的赌注小。保罗和科伯恩都在赌注大的房子里。他们邀请了科伯恩的“神秘朋友”——军情部门的两个联络人——加入牌局，这两人都有枪，能为他们提供保护。因为不能携带武器上牌桌，所以“神秘朋友”将枪放在了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