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为他们做事的EDS公司——一个资本家的公司，又是美国的公司。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人民渴望听到美国人是多么邪恶的传闻，会轻易地相信我们欺骗了伊朗。但是你，达德加先生，你是执法者。你不应该未有证据就相信美国人是罪魁祸首。如果我没有错误理解地方预审法官这一角色，你的工作应该是发掘真相。是时候问问自己，为什么我和我的公司会遭到诬陷，开始调查该死的卫生部了，难道不是吗？”

诺巴什夫人翻译完最后一句话。保罗观察达德加——他的表情又凝固了。他用波斯语说了些什么。

诺巴什夫人翻译道：“他想现在见另外一人。”

保罗瞪着她。

他意识到自己白费口舌。他还不如唱儿歌呢。达德加是下定决心了。

保罗万分沮丧。他躺在床垫上，看着他贴在中铺下部的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他想死孩子们了。看不到她们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过去忽视了她们，还有鲁丝。他看了一眼手表——美国现在正是半夜。鲁丝正在睡觉，孤独地躺在大床上。要是能爬上床躺在她旁边，紧紧搂住她，那该多好啊。他将这个念头赶出脑海——他只是在顾影自怜，令自己徒增伤悲而已。她们不在伊朗，没有危险。他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佩罗都会照顾她们。佩罗的优点就在于此，他对你有诸多要求——他可能是最严苛的雇主了——但你需要依靠他的时候，他就会如磐石一般可靠。

保罗点燃一支烟。他感冒了。他在监狱里始终感觉不够暖和。他情绪低迷，什么事也做不了。他不想去查塔努加室喝茶，他不想看电视上含糊不清的波斯语新闻，他不想同比尔下棋。他不想去图书室看新书。他这几天都在看考琳·麦卡洛的《荆棘鸟》。他觉得那是一本感情丰富的书，写了几个家庭几代人的故事，这让他想念自己的家人。主人公是一名神父，作为天主教徒，保罗对其抱有同情。他把书读了三遍。他还读了詹姆斯·米切纳的《夏威夷》、阿瑟·海利的《机场》，还有《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书了。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出去后做什么，这时他就会畅想自己最喜欢的几种娱乐方式——划船和钓鱼。但越想他越沮丧。

他记不起自己成年后还有无所事事的时候。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在公司，通常有累积了三天的工作等着他做。他从来、从来没有躺下抽烟思考到底怎样才能找到乐子。

但最糟糕的是无助感。尽管他一直在给人打工，去老板派他去的地方，干老板吩咐他干的事，但他也一直知道，只要他不愿意，随时可以坐上飞机回家，或者辞掉工作，或者对老板说不。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他手上。而现在，他却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他甚至丝毫改变不了自己所处的困境。保罗曾面临的其他问题，他都能试着去寻找解决办法。但现在，他只能束手无策，懊恼自怜。

他发现，失去自由之后，他才知道自由的含义。

3

示威行动相对和平。路上有几辆被焚烧的汽车，但没有别的暴力事件——示威者举着霍梅尼的画像到处游行，将鲜花插在坦克炮管里。士兵们消极地旁观着这一切。

交通陷入了停顿。

1月14日，西蒙斯和波赫飞抵德黑兰后的第二天，博尔韦尔返回巴黎，同另外四人正等着飞往德黑兰的航班。与此同时，西蒙斯、科伯恩和波赫正前往德黑兰市内，侦察监狱的情况。

几分钟后，乔·波赫熄灭了引擎，坐在车上，沉默不语，一如既往地面无表情。

与之相对，坐在他旁边的西蒙斯则很激动。“我们眼前即将上演历史大事件！”他说，“极少有人能近距离观察到正在上演的革命。”

他是个历史迷，科伯恩想，尤其喜欢革命。在机场被问到从事什么职业时，他说自己是个退休的农民，而他来伊朗是为了见证革命——这可能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他说的是实话。

科伯恩可不喜欢卷入革命。轿车的狭小空间令他很不舒服——他们坐在雷诺4里，被激动的穆斯林狂热分子包围。尽管下巴上已经长出胡须，他看起来仍然不像伊朗人。波赫也不像。但西蒙斯很像——他有长头发、橄榄色皮肤和大鼻子，留着白色的胡须。

给他一串排忧串珠，让他站在角落里，没有人会怀疑他是美国人。

但人群对美国人不感兴趣，科伯恩恢复了信心，下车进入面包店。他购买了波斯面包——长条扁平、外皮酥软的面包，当天烘焙，一个只卖七里亚尔——相当于十美分。这种面包同法国面包一样，刚出炉的时候很美味，但很快就变味了。通常和着黄油和奶酪一起吃。伊朗就是一个波斯面包和茶的国家。

他们坐着观看示威，嚼着面包，直到最后汽车再次开动。波赫沿着他前一晚在地图上标出的路线前进。科伯恩很想知道他们抵达监狱后会发现什么。他们遵照西蒙斯的命令，一直没走市内的路。监狱基本不可能同他十一天前在葡萄藤湖描述的一模一样——营救队基于非常不精确的情报制订了非常精确的突袭方案。情报到底与现实差多少，他们很快就能知道。

他们抵达了司法部，司法部占了整整一个街区。他们绕到海亚姆街，监狱的入口就在这条街上。

波赫缓缓地——但又不至于太慢——驾车经过监狱。

西蒙斯说：“哦，浑蛋。”

科伯恩心头一沉。

监狱同他印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

入口是两扇十四英尺高的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