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所知，他受到的指控可能是真实的，他真的有罪，但他对外国人表现出的关切和温暖却令人振奋。

保罗也被德黑兰的EDS公司同事的勇敢所感动。已去纽约的罗伊德·布里格斯，从未离开的里奇·加拉格尔，以及重返德黑兰的基恩·泰勒——他们每次驾车绕过暴徒来探监都冒着生命危险。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危险：达德加可能会心血来潮，把他们也抓起来当人质。听到鲍勃·扬正在赶来德黑兰，保罗感激万分，因为鲍勃的妻子刚生了孩子，此时冒险相当不明智。

保罗一开始曾想过自己随时会被释放。但他现在告诉自己，他永远也出不去了。

他们的一个狱友被释放了。他名叫卢西奥·兰多内，是意大利建筑公司“水管”雇用的施工人员。兰多内回来探监，带来两根特别大的意大利巧克力，并告诉保罗和比尔，他已经向德黑兰的意大利大使说过了保罗和比尔的事。大使答应去见美国大使，传授帮人脱狱的秘诀。

但保罗乐观的最大原因是阿哈默德·侯曼博士，他是布里格斯聘请的律师，用来取代那些在保释问题上出馊主意的伊朗律师。侯曼在他们入狱第一周时探过监。他们坐在监狱的探访区——出于某种原因，会面地点没有定在院子另一头的平房中的探访室——保罗担心这可能会妨碍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坦诚讨论，但侯曼觉得监狱警卫并不是威胁。“达德加想让自己成名。”他说。是这样吗？一名热情过头的公诉人想通过反美行为赢得上司或者革命者的青睐？

“达德加的权力很大。”侯曼继续说，“但在这件事情上，他处在孤立无援的地位。他没有逮捕你的理由，而且保释金高得太离谱了。”

保罗开始对侯曼抱有好感。这个人似乎博学而自信。“那你打算怎么做？”

“我的策略是降低保释金。”

“怎么降低？”

“首先，我会同达德加谈。我希望能让他明白，索要这么高的保释金是多么蛮横无理。但如果他继续固执己见，我就会去见他在司法部的上司，劝其命令达德加降低保释金。”

“你估计这需要多长时间？”

“也许一周。”

实际上用了不止一周，但侯曼确实取得了成绩。他回监狱通报说，达德加在司法部的上司已经同意强迫达德加让步，将保释金降至EDS公司能通过在伊朗的现金迅速而方便地支付的程度。带着对达德加的鄙视和对自己的信心，他得意扬扬地宣告，1月11日，保罗和比尔将与达德加第二次会晤，然后一切都将尘埃落定。

果不其然，11日下午，达德加来监狱了。他像上次一样，首先要求见保罗。警卫带他穿过院子的时候，保罗精神焕发。达德加只是一个急于拍马屁的公诉人，保罗想，现在他遭到上司敲打，就只能低头妥协。达德加正在等保罗，身边坐着上次那个女翻译。达德加草草点头，保罗坐下，心里犯嘀咕：他看起来可一点都不客气。

达德加用波斯语发言，诺巴什夫人翻译道：“我们来这儿是讨论你们的保释金的。”

“好。”保罗说。

“达德加先生收到了卫生和社会福利部官员的一封信。”

她开始翻译那封信。

卫生部的官员要求将两名美国人的保释金提升至两千三百万美元——几乎翻了一倍——以弥补EDS公司关掉电脑后所造成的损失。

保罗意识到，他今天是无法获释了。

这封信是早就预谋好的。达德加轻易化解了侯曼博士的进攻。这次会面只不过是在走过场。

这令他怒不可遏。

跟这浑蛋还讲什么礼貌，他想。

诺巴什夫人读完信之后，他说：“我有话要说，我要你一字不落地翻译出来。听明白了吗？”

“当然。”诺巴什夫人说。

保罗缓慢而清晰地说：“你已经把我关押了十四天。我没有接受过法庭审判。我们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你没有提供任何证明我有罪的证据。你甚至都没有指明我犯了什么罪。这难道就是你引以为豪的伊朗司法正义吗？”

出乎保罗意料的是，这番慷慨陈词似乎令达德加冰冷的目光融化了几分。“抱歉，”达德加说，“你的公司犯下错，必须由你来承担责任。”

“不不不。”保罗说，“我就是公司，我是公司负责人。如果公司犯了错，就应该我承担责任。但我们什么错都没有犯。实际上，我们还义务做了许多按规定不该我们做的事。EDS公司得到这份合同，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公司——在由三千万自给自足的农民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中建立一套全自动的软件系统——而且我们成功了。我们的数据处理系统发放社保卡，自动记录卫生部的银行存款，每天早上打印出前一天所有的社保申请，还能打印整个卫生与社会福利部的工资表，自动形成卫生部金融状况的月报和年报。你为什么不去卫生部看看打印清单呢？不，等一下。”见达德加张嘴，他立即打断道，“我还没说完。”

达德加耸耸肩。

保罗继续道：“已有现成的证据显示EDS公司履行了合同，而卫生部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这证据就是：卫生部已有六个月未支付我们费用，也就是说，卫生部欠我们一千多万美元。现在想想吧，为什么卫生部不付钱给EDS公司？因为卫生部没有钱。为什么没有钱？你我都知道，卫生部在头七个月就花光了全年的预算，政府却不能追加预算。多花了钱的人难道不是不称职吗？也许他们想找借口——找一个替罪羊，为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