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沙希亚德纪念塔。”泰勒说，“顶部有一个博物馆。”

几分钟后，他们驶入凯悦酒店的前院。“这是新酒店。”泰勒说，“刚刚开张，太可惜了。不过对我们有利——晚上餐厅里提供上等的食物、红酒和音乐……我们在一个即将崩溃的城市里过着国王般的生活。”

他们进入门厅，登上电梯。“你没必要登记入住。”泰勒告诉佩罗，“你的房间是用我的名字开的，不能让你的名字出现在这里。”

“对。”

他们在十一楼下了电梯。“我们的房间都在这条走廊上。”泰勒说。他打开了走廊远端的一扇门。

佩罗走进房间，环顾四周，笑道：“你也来瞅瞅。”客厅非常宽敞，客厅旁的卧室也很大。他看了看浴室——大得可以办鸡尾酒会了。

“还成吧？”泰勒咧嘴笑道。

“要是你见过我昨晚在安曼睡的是什么地方，你就根本不会问这个问题。”

泰勒留佩罗独自在房间。

佩罗来到窗边往外看。他的套房位于酒店的正面，可以俯瞰前院。如果有一队士兵或者革命暴徒来抓我，我还能提前发现危险，他暗忖。但发现了又怎样？

他决定设计一条紧急逃生路线。他离开套房，在走廊里来回走动。有好几间房都空着，门也没锁。走廊两头都有通往楼梯间的出口。他走到下一层。空房间更多，一些房间没放家具也没装修——同这个城市的许多建筑一样，这家酒店还没有彻底建完。

我可以从楼梯下楼，他想。如果我听到他们上来，我可以躲进某条走廊，藏在一个空房间里。等他们走远了我再下到底楼。

他一直沿楼梯往下走，仔细探查了底楼的情况。

他慢步走过几个宴会厅，看样子基本上没用过。宴会厅的厨房如同迷宫一般，可藏身之处不计其数——他特别注意到空的食品容器，大到可以容下一个小个子。从宴会区可以前往酒店后部的健康俱乐部。那里装饰豪华，有桑拿房，还有游泳池。他打开尾部的一扇门，发现自己来到了酒店的停车场。他可以从这儿钻进EDS公司的车，消失在城市里，或者走到旁边的埃万酒店，或者干脆跑进从停车场远端开始向外延伸的未完工的摩天大楼群里。

他又进入酒店。乘电梯上楼途中，他决定在德黑兰一直穿便装。他带来了卡其裤和方格法兰绒衬衣，还有一套慢跑运动服。他有白皙而干净的脸庞，碧蓝的眼睛，超短的平头——他无法让自己看起来不像美国人，但如果不得不逃亡，他至少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像是美国要人，更别提是拥有EDS公司的亿万富翁了。

他去找泰勒的房间，听泰勒做情况汇报。他想去美国大使馆同沙利文大使谈谈；他想去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总部与哈伊泽将军和加斯特将军会面；他想行动，想解决问题，想尽快把保罗和比尔救出来。

他“砰砰砰”地敲开泰勒的房门，走进去。“好了，基恩。”他说，“给我谈谈现在是什么情况。”

第六章

1

约翰·豪威尔的母亲经常说，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点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充满活力。他漂亮的浅棕色头发过早地脱落了，眼睛有点斜视，声音稍显沙哑，仿佛一直患有感冒。他说话非常缓慢，经常眨眼。

他三十二岁，是汤姆·卢斯的达拉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罗斯·佩罗身边的许多人一样，豪威尔年纪轻轻就已经身居要职。他作为律师的最大优点就是韧性。“约翰能赢是因为他比对方更吃苦耐劳。”卢斯说。大多数周末，豪威尔都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选择加班，处理那些被电话打断的未尽事务，为下周的工作做好准备。如果家庭活动令他无法加这一天班，他会非常沮丧。而且，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家里都忘了吃晚饭，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开心。

同佩罗一样，豪威尔出生在特克萨卡纳；同佩罗一样，他个子小，但胆子大。不过，1月14日中午他却有些害怕，因为他要去见达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兰后不久，豪威尔就同EDS新聘请的本地律师阿哈默德·侯曼见过面。侯曼博士建议他不要见达德加，至少现在避免去见——达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国人，包括律师。

侯曼给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开外，按伊朗标准穿着得体。他是伊朗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尽管他的英语并不流利——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学。

侯曼的建议同豪威尔的直觉不谋而合。豪威尔喜欢在交涉前做足准备，他相信辩护律师的古老格言——决不要问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侯曼的建议也得到了美国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证。邦妮在司法部有一两个朋友，她在十二月就警告过杰伊·科伯恩，保罗和比尔将被逮捕，但当时没人相信她。事态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后，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于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点，她给里奇·加拉格尔打电话的时候，她的话得到高度重视。

这段对话令加拉格尔联想到了电影《总统班底》。电影中，紧张的线人在电话里用临时代码向新闻记者传递消息。邦妮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加拉格尔说。

“有人向你提过我？”

“是的。”

她说，EDS公司的电话遭到窃听，对话都被录了下来。她打电话来是要告诉加拉格尔，达德加很可能会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她建议他们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