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并最终化解了误会。司机被扔上了巴士，但他的怒火依然没有平息。开车驶离的时候，他仍然把头探出窗户对士兵一边吼叫一边挥舞拳头。

他们在下午抵达了凡。

他们去了镇公所，被交给了当地警察，一路陪伴他们的邋遢保镖倏地不见了。警察填写了文件，然后将他们送上了机场跑道。

他们登上飞机，伊尔斯曼被警察拦下——他在腋下藏有一把点45手枪，即便在土耳其，乘客也不准把武器带到飞机上。但伊尔斯曼又出示了他的证件，问题迎刃而解。

拉西德没有被拦下。他抱着装有钱的油罐，易燃液体当然是不准带上飞机的。他告诉警察，罐子里装的是给美国人妻子的防晒油，他们竟然信了。

他们都登上了飞机。催醒丸的药效将尽，西蒙斯和科伯恩一坐进座位就摊开四肢睡着了。

飞机滑行，然后起飞，保罗兴奋得就像这是自己头一次坐飞机。他回想起在伊朗的监狱里，他憧憬着有朝一日能实现最普通的愿望：坐上飞机飞走。像现在这样飞入云端，让他体尝到了一种久违的感觉：自由。

3

根据土耳其空中飞行特别条例，包机不能去有航班通航的地方，所以他们不能直接去伊斯坦布尔，而必须在安卡拉转机。等待转机的时候，他们解决了几个问题。

西蒙斯、斯卡利和保罗、比尔跳上一辆出租车，前去美国大使馆。

车开了很久，穿过这个城市。空气混浊而刺鼻。“这里的空气太糟糕了。”比尔说。

“含硫高的煤。”西蒙斯说，五十年代他在土耳其生活过，“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叫污染控制。”

出租车停在美国大使馆前。比尔望出窗外，激动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大使馆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帅气、制服一尘不染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这是美国。

他们付了车费。

进门时，西蒙斯对海军陆战队士兵说：“这里有车辆调度场吗，小伙子？”

“有。”士兵说，给他们指了指方向。

保罗和比尔进入护照办公室。博尔韦尔从美国带来了适合护照用的照片，现在正放在保罗和比尔的口袋里。他们来到办事员的桌前，保罗说：“我们遗失了护照。我们离开德黑兰的时候太匆忙了。”

“哦，是你们啊。”办事员说，仿佛正在等他们似的。

他们必须填写表格。一个官员将他们领入了隐蔽的办公室，寻求他们的建议。原来，塔布利兹的美国领事馆遭到了革命者的进攻，那里的工作人员可能也像保罗和比尔一样逃亡了。保罗和比尔告知了自己的逃亡路线，以及路上遇到的问题。

几分钟后，他们离开大使馆，手里拿着有效期六十天的美国签证。保罗看着自己的签证说：“你这辈子见过比这更漂亮的东西吗？”

西蒙斯倒掉了油罐里的油，将裹着钱的塑料袋摇出来。有些袋子漏了，钞票被弄脏了。斯卡利开始去除油污，将钱垒起来，每摞一万美元——总共六万五千美元，还有差不多同等价值的伊朗里亚尔。

他正垒钱的时候，一个海军陆战队士兵走进来。看到两个头发凌乱、胡子拉碴的人正跪在地板上数百元钞票，惊奇地多看了他们几眼。

斯卡利对西蒙斯说：“你觉得我应该给他解释一下吗，上校？”

西蒙斯对士兵低吼道：“你门口的战友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名士兵敬了礼离开了。

晚上十一点，他们接到电话，可以乘飞机去伊斯坦布尔了。

他们逐一经过最后一道安检。斯卡利排在西蒙斯前面，他回过头，看见负责安检的士兵要求查看西蒙斯携带的信封里的东西。

信封里藏着从油罐中取出的所有钱。

斯卡利咒骂道：“哦，该死。”

士兵打开信封，看见了六万五千美元和四百万里亚尔，场面立刻混乱起来。

一些士兵拔出了手枪，一人大呼，军官纷纷跑过来。

斯卡利看见泰勒推开西蒙斯身边的人群，口里说着：“请让，请让，请让……”泰勒的小黑包里装着五万美元。

排在斯卡利前面的保罗已经通过了检查点。斯卡利将三万美元塞进保罗的手里，然后转身穿过检查点。

士兵们将西蒙斯带走去审问。斯卡利同“菲什先生”、伊尔斯曼、博尔韦尔和吉姆·舒维巴赫也跟了上去。西蒙斯被领入一个小房间。一个军官转过身，看到五个人跟进来，便用英文说：“你们是谁？”

“我们是一起的。”斯卡利说。

他们坐下，“菲什先生”同其他军官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他们想看看你们将这些钱带入这个国家的证明文件。”

“什么证明文件？”

“你们必须申报你们带进来的所有外国货币。”

“没有人告诉我们！”

博尔韦尔说：“‘菲什先生’，给这帮乡下佬说，我们是从一个小边境检查站进入土耳其的，那里的警卫很可能看不懂文件，更没有让我们填写任何表格，但我们愿意在这里补办手续。”

“菲什先生”同更多的军官交谈。最后，西蒙斯获准带着钱离开，但士兵记录下了他的名字、护照编号、身份描述，他们的飞机一到伊斯坦布尔，西蒙斯就被捕了。

1979年2月17日，星期二，凌晨三点，保罗和比尔走进了伊斯坦布尔喜来登酒店罗斯·佩罗的套房。

这是佩罗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

他拥抱着保罗和比尔，感情汹涌澎湃。等待了这么多星期，冒了这么多的风险，他们终于回来了，完完整整地回来了。他看着他们的笑脸。噩梦结束了。

营救组的其他成员都涌入房间。罗恩·戴维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