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在自言自语，“没有意义。”

他转动椅子，看向窗外。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索邦庭院的一部分，那些古老的建筑，那些金黄的树木，还有树下索菲等待的身影。

“皮埃尔，”克劳德突然说，声音依然很轻，“你还记得皮埃尔吗？你那个同学，工程系的，总是有很多疯狂点子的那个。”

艾琳的记忆中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热情洋溢的年轻男子，手里挥舞着某个发明的草图，眼睛发亮地讲述着它将如何改变战争、如何快速赢得胜利。那是1914年春天，战争还没有真正开始，所有人都还在想象它会是什么样子——一场快速的、光荣的、技术进步带来的辉煌胜利。

“记得，”艾琳说，“他很早就参军了。”

克劳德点了点头，没有转身。“他回来了。两个月前。”

艾琳等待着他继续说下去。

“瞎了，”克劳德说，一个字一个字，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双眼。在伊普尔。他们把他送到巴黎的医院。治疗，康复，学习用拐杖走路，学习在黑暗中生活。”

他的声音没有任何起伏，但艾琳能感觉到那种刻意压抑的情绪，像水坝后的洪水。

“一周前，”克劳德继续说，目光依然看着窗外，“他在医院里，用床单撕成条，把自己吊死在卫生间的管道上。没有遗书。什么都没有。”

房间里死一般的寂静。窗外的风声隐约可闻，还有远处街上的车马声。

艾琳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升起。不是震惊——在前线，死亡太常见了，自杀也不罕见。

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寒冷：皮埃尔，那个曾经如此坚信技术、如此热情洋溢、如此渴望用发明改变世界的人，最终在黑暗中用最原始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还有阿尔芒，”克劳德继续说，仿佛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止，“你知道他吗？玛德琳·德·蒙特那个圈子里的，术师世家出身，总是夸耀自己的血统和天赋。”

艾琳点了点头。她记得那个傲慢的年轻人，在术师沙龙里高谈阔论，看不起她这样靠奖学金上学的平民学生。

“他做了逃兵，”克劳德说，声音里终于有了一丝讽刺，但那种讽刺是苦涩的，像胆汁，“在阿图瓦。崩溃了，丢下自己的术师小组，一个人往后跑。被抓回来了。军事法庭，判决已经下来了：枪决。下周执行。”

他停顿了一下，终于转过身，看向艾琳。他的眼睛在镜片后显得异常疲惫。

“这就是你的同学们，洛朗，”他说，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像石头一样沉重，“死的死，瞎的瞎，崩溃的崩溃，等待枪决的等待枪决。而你……你还活着，还能走到这里，还能坐在我面前。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想，到底是死了更残酷，还是活着回来、变成你这样更残酷。”

这不是一个问题，不需要回答。这是一个陈述，一个观察，一个老人对这场战争制造出的各种悲剧形式的冷静评估。

艾琳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愤怒？悲伤？所有这些情绪她都感受过，但此刻它们都凝固了，变成一块坚硬的、堵在胸腔里的东西。

克劳德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他拉开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铁盒。铁盒很旧了，表面有模糊的印花，边角已经磨损得露出底层的金属。

他打开铁盒。里面不是文件，不是贵重物品，而是一小罐药膏——和她一直在用的希腊药膏很像，但罐子更小，颜色更深，标签上的文字是手写的希腊文，字迹已经模糊。

“拿着，”克劳德说，把铁盒推向桌子另一边，“纯度更高，效果更好。我托人从雅典弄来的，就剩下这一点了。”

艾琳看着那个铁盒，没有动。

“用得上就用，”克劳德继续说，声音变得有些生硬，像是在掩饰什么，“用不上……就当是个老糊涂的纪念品。纪念那个曾经在这里、跟我争论以太非均质介质理论的、固执又天才的女学生。”

艾琳感到喉咙发紧。她看着那罐药膏，看着克劳德教授疲惫的脸，看着这个堆满书籍和纸张、却已经失去了灵魂的办公室。

她想起了很多事：教授在深夜实验室里陪她做实验，眼镜滑到鼻尖也不管；教授如何修改数据，帮她申请缓征，试图保护她；教授在她研究“混沌之触”差点失控后，严厉地警告她远离危险，却又在她需要时提供庇护。

而现在，他坐在这里，给了她一罐药膏。不是关于研究的建议，不是关于未来的指引，只是一罐药膏。因为在这种时候，在这种世界里，能治疗身体伤口的药膏，已经是能给出的最实际、最有用的东西了。

但艾琳摇了摇头。

“不，”她说，声音很轻但坚定，“我不能要。”

克劳德皱起眉头。“为什么？你需要它。”

“你已经帮了我太多了。”艾琳说，“而且，我没办法回报你。”

克劳德看着她，眼神复杂。他似乎在思考，在权衡，在理解她拒绝背后的所有含义。

最终，他没有坚持。他只是叹了口气，把铁盒收回抽屉里，动作缓慢，像完成一个仪式。

“你还是那么固执，”他说，声音里有一丝几乎听不出的、苦涩的温情，“也好。固执的人……活得久一点。”

他站起身，表示会面结束了。没有告别的话，没有“保重”，没有“希望再见到你”。他们都明白，这次见面可能是最后一次。战争还在继续，艾琳的假期只剩下三天，她很快就要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