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圣地亚哥·纳萨尔也将归属于她。“我突然意识到，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出色的对象了。”她对我说，“你想想看，他英俊、体面，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家业。”我们家里做木薯饼的时候，她经常请他来吃早餐，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萨尔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我换身衣服就过来，”他说着突然发现手表忘在了床头柜上，“几点钟了？”

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萨尔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准备往广场走。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

她坚持要他跟她一起去，因为早饭已经做好了。“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真的，后来我常想玛戈特当时是不是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所以想把他藏在你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萨尔说服了她，让她先走，自己要回去换身骑马装，因为他得早点儿赶到圣颜牧场去阉几头小公牛。他像跟母亲道别时那样向她挥了挥手，然后挽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往广场走去。那是我妹妹最后一次见到他。

码头上的许多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十一年来一直担任镇长的堂拉萨罗·阿庞特，原是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享受着丰厚的退伍金。他瞧见了圣地亚哥·纳萨尔，还晃了晃两根手指同他打招呼。“我有非常确切的理由相信，他已经没有危险了。”他告诉我。卡门·阿马尔多神父也没有太在意。“看见他平安无事，我以为一切都是谣言。”他对我说。甚至没有人想过圣地亚哥·纳萨尔是否得到警示，因为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没有人提醒他。

实际上，我妹妹玛戈特是少数几个不知道这场凶杀预谋的人之一。“我要是事先知道，就算是绑着也要把他拖到家里。”她跟预审法官说。她不知情很奇怪，而我母亲也不知情就更奇怪了，因为她无论什么事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虽然她已经多年不上街甚至也不去做弥撒了。自从我开始起早去上学，就发现母亲有这项本事。那时候，我总会看见她面色苍白、悄无声息地用自编的笤帚在灰蒙蒙的晨光里打扫院子，然后在啜咖啡的当儿，把大家沉睡时世界上发生的事说给我听。她像是跟小镇上的其他人有着秘密的交流渠道，特别是和她年龄相仿的人。有时候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让我们惊讶不已，倘若不是通晓预言术，她又怎么知道的呢。可那个早晨，她却没有预感到从凌晨三点起就在酝酿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我妹妹玛戈特出门去迎接主教时，发现她正在磨木薯粉准备做饼。“到处都是鸡叫的声音。”我母亲回想起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没有把远处的嘈杂声与主教驾临联系在一起，还以为那是婚礼的尾声。

我们家距离广场很远，在河岸边的芒果林里。我妹妹玛戈特沿着河岸走到码头。人们都兴奋地迎接主教到来，根本顾不上其他的新鲜事儿。有人把家里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领受圣药，女人们拎着火鸡、乳猪和各色食物跑出院子，河对岸还划来了几条装点着鲜花的独木舟。但是当主教没踏上小镇的土地就扬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成了轰动的丑闻。就在这个时候，我妹妹玛戈特才彻底清楚地得知，安赫拉·维卡里奥，那个头一天结婚的漂亮姑娘被退回了娘家，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我当时觉得要死的人是我，”我妹妹说，“可任他们翻来覆去讲了好几遍，也没有人能向我解释明白，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萨尔最后是怎么牵连进这场是非里去的。”人们只搞清楚了一件事，那就是安赫拉·维卡里奥的两个哥哥正等着要杀圣地亚哥·纳萨尔。

我妹妹在回家的路上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回到家，她在餐厅里看见了我母亲。母亲穿着带蓝色花饰的礼拜日礼服，以备主教前来问候。她一边拾掇着餐桌，一边哼着一首讲述隐秘之爱的葡萄牙民谣。我妹妹注意到餐桌前多了一把椅子。

“给圣地亚哥·纳萨尔准备的，”我母亲告诉她，“他们说你邀请他来吃早餐。”

“撤了它吧。”我妹妹说。

然后她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给母亲听。“可她好像都知道了似的，”妹妹对我说，“和以前一样，刚跟她提起一件事，还没讲到一半，她就已经都清楚了。”那个悲惨的消息对我母亲而言十分棘手。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名字就是照着我母亲的名字起的，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但她与被退回来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里奥又是血亲。尽管如此，她还是没等女儿讲完，就穿上了高跟鞋，披好了去教堂悼唁时才披的头巾。我父亲躺在床上听到了一切，他穿着睡衣来到餐厅，惊慌失色地问我母亲要去哪里。

“去告诉干亲家普拉西达，”她答道，“所有人都知道有人要杀她的儿子，只有她自己不知道，这不公平。”

“咱们和维卡里奥一家的关系与跟她的关系一样近啊。”我父亲说。

“永远要站在死者那一边。”她说。

我的弟弟们纷纷从其他房间走出来。年龄最小的几个感受到悲剧的氛围，哭了起来。母亲平生第一次没去哄他们，也没理会她的丈夫。

“你等等，我去换衣服。”父亲对她说。

而她已经在街上了。我弟弟海梅那时还不到七岁，只有他穿戴整齐了准备去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