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陪她去。”父亲命令道。

海梅跟在她身后跑着，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要去哪儿，只好紧紧抓着母亲的手。“她一边往前走，一边跟自个儿说着话。”海梅告诉我。“粗野的东西，”她低声自语，“下贱的畜生，永远干不出什么好事。”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还牵着孩子的手。“他们当时肯定以为我疯了。”她对我说，“我只记得远远听到一群人吵嚷着，就好像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人都在往广场跑。”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步子，因为有人正命悬一线，直到一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疯狂表示同情：

“别麻烦了，路易萨·圣地亚加，”他跑过她身边时朝她喊，“他们已经把他杀了。”

第二章

那个退回新娘的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前一年八月，也就是婚礼前六个月，他第一次来到镇上。他来时乘坐着每礼拜一班的轮船，肩上挎着镶银饰的背囊，腰上的皮带扣、靴子上的金属环和背囊的银饰搭配得十分妥帖。他有三十岁左右，看上去却要年轻许多，身材瘦削得像个见习斗牛士，长着一双金色的眼睛，肤色仿佛是用硝石慢慢烘烤出来的。他身穿小牛皮短夹克和痩腿裤，戴着同样颜色的山羊皮手套。玛格达莱纳·奥利维跟他搭乘同一班船，一路上都忍不住盯着他看。“他像个女人，”她对我说，“可惜了，不然我真恨不得把他抹上黄油生吞下去。”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也不是最后一个发现巴亚尔多·圣罗曼难以被看透的人。

八月底，我母亲在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随笔提到：“来了一个怪人。”下一封信里又写道：“那个怪人叫巴亚尔多·圣罗曼，所有人都觉得他很迷人，我还没有见过他。”没人知道他来这里做什么。婚礼前不久，有人曾憋不住问过他，他回答说：“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镇，为的是找个人结婚。”这或许是实情，但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给出其他答案，因为他的口吻与其说是在回答，不如说是在掩饰。

到达小镇的那一晚，他在电影院跟人介绍自己，说他是机车工程师，要赶在变化无常的汛期到来之前修建一段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发了一封电报，电文是他亲自敲进发报机的，他又向报务员传授了一招，教他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还同样在行地跟那几个月正在这里征兵的一位军医聊起边境的时疫。他喜欢参加热闹而漫长的聚会，善于饮酒，乐于劝架，痛恨打牌作弊。有一个礼拜天，弥撒结束之后，他向许多一流的游泳健将发出挑战，结果只从河对岸游个来回的工夫，他就把最优秀的对手落下划水二十次的距离。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的，末尾她还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