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人民也希望得到其他人想得到的东西——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把欺压我们的人打倒了，”他们说得很有道理（而且往往是在经历了长期艰苦的斗争、痛苦和牺牲之后）。“现在我们应当看到我们的胜利果实。”

但胜利果实没有立即出现——而且实际上他们是倒退了，他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充满腐败、更加肮脏和腐朽的前景。他们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看到他们的情绪很快变坏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种潜在的爆炸性局势，自然就变成了共产党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斗争舞台。这不仅涉及到对世界上巨大自然资源的控制，而且涉及到对世界大多数人口的支配和影响。

在这个较量的初期，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共产党人具有不少优势：他们与旧时代声名狼藉的殖民主义大国没有联系，他们承诺要在地球上建立起人间天堂……而且会很快。他们（尤其是中国人）还拿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把那些对已经失败或者正在失败的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转变成严重威胁这些政府的种种机制。

西方大国（尤其是作为其领袖的美国）开始反击时，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共产主义代表的是光明、灿烂的未来。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代表的是声名狼藉的过去。民主国家在进行心理战方面尤其缺乏手段。不同的国家为了适应其自身文化要求和传统所采取的民主资本主义以及法制，仍然是世界大多数人民的强烈愿望。西方国家没有能够做好宣传这一真理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国的胜利为其他人指明了道路：失望和不满可以转化为不同意见和不同政见。不同政见可能转化为颠覆活动和恐怖活动。而颠覆和恐怖活动又能转化为活跃的叛乱活动。叛乱活动可以转变为游击战争。到了一定的时候，游击战争就会转变为常规的军事行动——但只有在游击队员完全相信最后结果将对他们有利的时候。

在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他们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巧妙地利用了统治阶级制度上的弱点。其目的不是直接发生冲突，而是让这个制度内部发生腐败。他们派出人员去腐化或“转变”那些政客们。另外还派出一部分人去接管工会、学生团体、农民团体。他们渗透到媒体、军队和警察之中——所有这些人都起着宣传和颠覆的作用。

革命者并不指望经过一次或者几次斗争就可以摧毁一个制度。然而经济、政治、心理和物质方面的任何弱点都可能摧毁一个制度。实际上，一个制度最致命的弱点往往是心理上的——意志。瓦解敌人继续斗争的意志，从来就是地下斗争的主要目的。这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几年甚至几十年，从事颠覆的领导人必须要有极大的耐心。

有一种说法很有道理：每一个阶段都是建立在先前阶段的基础上的，即使出现新的阶段，每个阶段依然处于积极活动的状态。与此同时，搞颠覆活动的地下组织具有复杂的细胞状组织结构，它的各个成员和各个阶段都能受到保护，不至于被发现。即使砍断它一个手指，它的躯体依然存在，还会长出新的手指。

另外一点说得也很有道理：他们的所有成员都依靠近乎完美的情报工作，而从总体上说，他们都做到了。到处都有他们的耳目。人民知道的他们都知道。

最后一点也很有道理：那些比较活跃的阶段几乎完全取决于人民的支持——供应、情报、财源和兵源。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支持往往要冒极大的风险，花极大的代价。统治机构——例如在被占领的法国，那些德国人的机构——会寻找还击的机会，或者是寻找各种传递强硬信号的方法。他们发出的威胁越大，就越有可能激发起暴力——从心理上来说，这对革命有利。

当然，革命者要经受得起这样的攻击，就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信心，并得到人民的鼓励。

这就产生了毛泽东著名的鱼水关系的说法。人民是大海；革命者是鱼。大海不仅使鱼得以生存，而且还保护他们免受伤害。革命者只有在自身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才会露面。否则他们便会回到大海、大山或者丛林之中。

当然，革命者几乎都能得到一个或者另一个共产党国家的支持。这是一种代理人的战争。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愿意为那些出价最高的或者在当时情况下最方便的人提供服务，这是屡见不鲜的。

这就是肯尼迪总统所说的新型战争。它变换过许多名称：革命、人民战争、半地下战争、多维度战争、缓慢燃烧的战争、暗影中的战争。这些名称都很有用，它们描述的是这种斗争的某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突出它的隐蔽性和复杂性，就说明了一个严酷而又基本的事实：过去的作战方式几乎已经行不通了。你不能就这样把一支骑兵或者一支装甲部队派过去。你可以用轰炸的方式使一个国家的人回到石器时代，然而他们的孩子们将会从洞穴里走出来，投掷石块，然后再回到洞里隐藏起来。

敌人在哪里？我们实际上是在和什么人作战？我们占领了一块地方，是不是就得到了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呢？

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肯尼迪总统说得对：需要一支新型的作战部队。这支部队应当彻头彻尾地了解游击队——他们怎样生活，怎样作战，怎样在人民的海洋中游泳。班克-福尔克曼-麦克卢尔的特种部队到那儿去不会有问题，可是仅仅具有在敌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