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三天，没必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去埋葬，说到这里他笑得差点背过气去，而对于所有事前与事后的矛盾，他都会拿出一个论断：一件事如果现在不是真的，那没关系，他妈的，将来它全部会是真的。他说得有道理，因为在我们的时代，不曾有任何人去质疑他的历史的合理性，也不会有任何人能证实它或驳倒它，因为我们甚至都无从确定他尸体的真假，我们没有其他的祖国，只有那个依据他个人的想象和偏好建成的祖国，它拥有被他的绝对意志的构思改变的空间与被校正的时间，它被他从自己记忆中最模糊的源头重建起来，同时他会茫然游走在那栋臭名昭著、没有住过一个幸福的人的宅子里，他会向在他吊床周围啄食的母鸡撒谷粒，还会向仆从发出反复无常的命令，给我拿一杯有碎冰的柠檬水，却把它扔在手边一口也不喝，给我把这把椅子从这儿拿开，放在那儿，再放回来，他一面以这种渺小的手段维持着对发号施令的酣嗜所保留的温热余烬，一面在院中的木棉树下打着瞌睡，耐心地打捞着一晃而过的遥远童年的时光片段，以打发每日政务之余的闲暇，当捕捉到一段记忆，比如他统治之前的那个祖国无尽拼图中的一块时，他便会猛然醒来，那是一个虚幻、没有边际的庞大国度，一个热带丛莽的王国，那里有着缓缓而行的竹排和巉岩深涧，那时的人勇猛无比，敢将长棍戳进鳄鱼嘴里并徒手将它们擒捕，就这样，他用食指在上腭比画着演示给我们看，他对我们说，在一个圣日礼拜五，他感受到了躁乱的风，嗅到了风中铜锈的味道，看到大片乌云般的蝗虫搅浑了正午的天空，将所到之处尽数糟蹋，留下一个疮痍满目的世界和一片惨淡的光线，仿若创世前夜，他经历了那场灾难，看到了一排没有脑袋的公鸡，它们被拴着爪子倒挂在一个屋檐下，血一滴一滴往下掉落，那栋房子在一个大而混乱的农村教区，那里刚死了一个女人，他抓着母亲的手往前走，赤着脚跟在要被送去埋掉的那具衣衫褴褛的尸体后面，没有棺材，人们只是用受蝗虫风暴抽打的担架抬着她，这就是那时的祖国，我们连棺材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看到有个男人正在村镇广场的一棵树上试着用吊死过一个人的绳子上吊，不料那朽烂的绳子提前断裂，可怜的男人半死不活地摔在了广场上，吓坏了刚刚望完弥撒的女士们，但他没死，大家用棍棒把他敲醒，不过没有费心去弄清他是谁，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不是在教堂里认识，便没有人知道谁是谁，他们用中国式木枷锁锁住他的脚踝，将他和其他有罪的同伴安置在外昼夜示众，这就是那些哥特佬的时代，那个上帝比政府更有权的时代、祖国的倒霉时代，后来他下令把村镇广场上的树都砍掉，以免礼拜日上吊自尽的可怕戏码再三上演，他还禁止了公开枷刑，禁止了无棺下葬，禁止了一切能让人忆起他掌权之前的可耻法例的事物，他修建了直达高地荒漠的铁路，使驮运三角钢琴去咖啡种植园中的化装舞会的骡队从此告别了胆战心惊地攀爬悬崖峭壁的悲惨日子，因为他曾目睹三十架三角钢琴直坠崖底的惨剧，虽然目击者只有他一个人，但这桩事件通过口耳与笔墨相传，沸沸扬扬地甚至散布到了国外，他说他偶然间将头探出了窗口，就在那一刻，一头骡子脚下打了滑，并将其余的也都拽下了山崖，只有他听到了那群失足动物的惊惧嘶鸣以及随畜群坠落的钢琴在空阔中兀自奏响的无休止的和弦，它们落入了那个祖国的深处，那个与在他之前存在的万物一样浩渺而模糊的祖国，浩渺模糊得甚至无以复加：那些从奥地利进口的钢琴粉碎在深渊中，而在渊面之上的热气薄雾里那永恒的微光中，竟无从分辨白昼与黑夜，他在那个遥远的世界里看到了这样那样的很多东西，尽管他自己都无法把握十足地判断，那一切到底是他真实的记忆还是在战时发着烧的不幸夜晚听来的，抑或源自他趁政局风平浪静时一连数小时迷醉其中的游记插画，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他妈的，等着瞧吧，将来它们全部会是真的，他说着，心下清楚自己真正的童年不是那些烂泥般的模糊回忆，不是那些只在牛粪燃起时被记起而后便永远被遗忘的东西，事实上，它是我在我唯一的合法的妻子莱蒂西娅·纳萨雷诺的缓流中所经历的，她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都会让他坐在三角梅花廊下的课桌旁教他读写，她把她见习修女的执着都用在了这项英雄的事业上，而他则报之以老年人的可怕耐性、他无边权力的可怕意志和我全部的心，他会全神贯注地朗诵道，仙人掌上开花丁香盆里飘香玻璃糖缸透亮，他在他死去母亲那些被惊扰的鸟雀的聒噪中朗诵着，自己听不见，也没有其他人能听见，印第安人灌油膏进油罐，爸爸装烟丝进烟斗把烟抽，塞西莉亚卖葱头卖蜡油卖啤酒卖樱桃肉卖肉干卖肘片卖大麦，塞西莉亚什么都卖，他会大笑着，在震耳的蝉鸣声中重复着莱蒂西娅·纳萨雷诺伴着她见习修女的节拍器的节奏教给他的语句，直到世界因充满你声音的创造物而饱和，直到他辽阔的沉重王国中，除启蒙课本的典范真理之外再无真理，除云中的月亮、皮球和香蕉树、堂埃罗伊的公牛和奥蒂丽娅的漂亮浴袍之外再无他物，他无时无处不在朗诵课文，使得它们如他的画像一般随处出现，甚至与荷兰财政部长会面时也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