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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格林·泰勒·西姆斯(历史人)的田野调查笔记:对“进步”的认识在于不要牢牢地盯着过去。不可否认的是街道不像施行《I-SEE-U戒严令》之前那么拥挤了,可是社会永远都得应对自我感觉周围环境对其有所亏欠的民众中间存在着的不满情绪。
林恩·科菲(记者):仔细研究一下像样的民主制度,从古希腊开始,你会看到每一个系统的运转都依靠受奴役的劳动阶级。苦力吃力地拖走了垃圾,这样贵族们才好开始竞选和投票。夜行者已经成为——将奴隶阶级清除出大众视野的一种有效且高效的手段。
请宽恕我这么说,可是经过了二十年对本地政治的报道生涯之后,我觉得自己应该赢得了最终说出真相的权利。而这个真相就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夜行者当选为总统。
罗米·米尔斯警官:韦德·莫里森就另当别论了。年龄,二十四。天生的夜行者。有一天大半夜他崩溃了,就像那位叫利比的受害者一样死了。诚然,实际上我们没有把这些死亡事件当作凶杀案来处理,直到案件呈现出了一种模式。
林恩·科菲:隔离制度依然存在,只不过不是空间上的——就像公共汽车上的后座、电影院的包厢。隔离是时间上的。当然,你可以称之为“社会契约”,就像时速限制和建筑法规一样,但这一切还是建立在“夜班工作系统”基础上的。等钟表指针刚一走过戒严开始的那一刻,你就会发现自己与众人是多么一样。
有人说退一步来看的话,夜行者始终都能够离开城市,生活在农村地区,这样就不用受到《I-SEE-U法案》的束缚了。可这需要钱啊。况且,大部分就业和教育机会都集中在城市里。
罗米·米尔斯警官:莫里森遇害之后,有证据显示受害人一度情绪失控、暴怒发作。在一次典型的发作过程中,一位昼行者在晨禁结束之后拒绝向死者提供服务。禁令得以执行的关键手段就是对一定的商家收缴罚金,这种商家向违反“时段身份”出现在个人住宅以外区域的人提供服务或出售商品。在韦德·莫里森这个案件中,一位便利店的营业员要求莫里森出示自己的时段卡。结果,莫里森是一个夜行者,这位上白班的营业员便拒绝向其出售香烟,目击者称莫里森对这位营业员进行了口头威胁,然后离开了商店。
艾琳·凯西:发生这一切的时候,小兄弟一直在护着那个脸面歪七扭八的丫头。
哦,他们之前已经留过他的指纹——是政府,就是他交申请表的时候,他想要当一个活在夜里的人。他们知道如何能周全地把他弄成个“白面人”。这样的一个小子,没有来头,一文不名,他们正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无名小辈。就是这么一回事。
摘自格林·泰勒·西姆斯的田野调查笔记:在夜行文化所具有的各种反抗元素中,我最欣赏的就是谋求从法律上否定日光的派别。他们大力推广着饰有派别标语口号的服装和保险杠贴纸。比方说,“禁止阳光”或者“月光够用”。不幸的是,我可以预见到这种举动会令当权者有多么烦恼。这个国家最不需要经历的苦难就是夜晚与白天之间发生的内战。
还有一个常见的保险杠贴纸写的是:“收回日光!”
一个人的玩笑话很容易变成别人的战斗号令。历史学家们猜测《我的奋斗》 [125]被创作出来的时候其实只是一部巧妙的讽刺文学,可是普通大众对这部戏仿之作的理解却过于拘泥字面含义了。
林恩·科菲: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警告过我们,他说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一段充作“放气阀”的边界,或者一个可供存放经年累月层出不穷的疯子和白痴的地方。在官方的宣传资料中是不存在这种地方的,但是“夜间段”就是一个巨大的垃圾桶,可以用来容纳那些精神有缺陷的人、那些怒气难平生性孤僻的怪物、那些残废。夜行者能得到免费的医疗。这是奖励机制的一部分。诊所又破又挤,但是不收费。住房是有补助的。工作往往不是技术活,但是比起白昼段里同样没有出路的工作来说还是要多出几块钱来。难怪那些不适应社会的人都熬成了“夜行者”。
摘自格林·泰勒·西姆斯的田野调查笔记:就算事后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还是不清楚这些事件都是如何形成并发展的。人们自然会在报纸上读到这些死亡事件,但是我从来不会细想这些事情。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下一次“蜜月之夜”做准备,或者为即将到来的“树之夜”装扮圣诞树。一抹不祥的阴影落在了吼吼的身上,而我们却还在对究竟给我们的树挂上白灯还是彩灯的问题争执不休。是庞蒂克还是道奇?是松树还是杉树?
罗米·米尔斯警官:第三名受害者同前两位的死亡情形一样。通过尸检发现其大脑出现脑炎与脊髓炎症状,海马体的锥体细胞和小脑中的浦肯野细胞 [126]中均出现了内基小体 [127]。说简单点儿,同时也说好听点儿,就是“狂犬病”。这三名受害者均死于未确诊、未经诊治的狂犬病。
艾琳·凯西:大块头给我们写了信,他说他爱上了什么人,还要向那个人求婚。他爹跟我,我俩只能祈祷这个人是那个丫头,而不是那个小子。
罗米·米尔斯警官:据疾病控制中心透露,本地区最新确诊的狂犬病患者是一名二十六岁的男性,名叫克里斯托弗·敦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