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的怀里。壶在土中深埋了几十年，一点也没有变化，壶是属士的，大地保护了它。

壶艺家杭窑借国际茶文化节，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办了一个个人壶艺展。今天他们这一行人，是作为杭家人的代表，专程替茶博馆送这把壶去的。“内清明，外直方，吾与尔偕藏”，他们决定让这把家传之物参加杭窑的壶艺展，算是祖先对晚辈的福荫。展览结束之后，他们将把此壶捐献给茶博馆。也就是说，把这把壶永远珍藏在杭家先人曾经长眠过的地方。

中国茶叶博物馆于1987年在吴觉农先生九十寿辰祝会上，由中国茶界著名人士联名签字倡议筹建，遍察中国茶区，最终决定，馆址设在杭州。

选择具体方位的时候，江南大学文化史教授杭得茶，也被市政府提名为顾问之一。但他教学工作很忙，有好几次选址活动他都没有机会参加。直到最后一次。继承了父亲事业的茶学专家杭迎霜给他打来电话，他才知道，茶博馆最终有可能选在他们杭家从前的祖坟所在地。

“你不觉得这很有意思很有些神秘吗？”迎霜说。

得茶知道迎霜是在用这种口气掩饰她那多少有些激动的心情。1978年，杭家一下子归来了三个人——已经被打人死牢的杭得茶、在劳改农场中留场的罗力和逃亡在外的杭迎霜。杭得茶作为英雄，在大学受到了隆重的礼遇；罗力彻底地被平反了，寄草亲自把他接回城中，破镜重圆，他们收回了房产，在小院子里安度晚年。杭迎霜考人农大茶学系，毕业后才与李平水结婚。研究生毕业之后，不管她愿不愿意，她就作为一个专家进人了政界。

迎霜此刻的这个消息多少让得茶吃惊，同样为了掩饰自己的潜在的心理活动，他也用轻松的口气说：“从文化民俗学角度看，风水术不过是人对自然界山水地貌的评估罢了，所以我们杭家老祖宗看中的地方恰恰和人民政府看中的地方不谋而合，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迎霜问大哥，他对这一选址持什么态度。得茶说，他当然将投赞成的一票，并且相信这一票将能够代表爷爷。作为世纪老人，爷爷已经成为杭家人的牢固纽带，他的认可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反过来得茶问迎霜怎么看，迎霜笑了，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是黄昏里的猫头鹰，我现在研究和建议的是兼并、破产，市场竞争和国际接轨，如果有一天让我亲自出马，我要让我的企业只剩三分之一的人员。所以我是个万人嫌，你是个万人爱。比如我看到的茶就和你看到的茶完全不一样。你看到的是那幢漂亮的供人品茶说闲话的博物馆，我看到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步履维艰的茶叶贸易。我在破，你在立；我在批判，你在赞美；我在摧毁，你在建设——”

“——所以我们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得茶堵住了迎霜猫头鹰式的歌唱，自八十年代中后期茶叶贸易进入低谷之后，他们常常就茶事争论：一个说不要再总是唱赞歌翻老黄历了，中国虽然是茶的故乡，但1886年对外出口十四点三万吨，直到将近一百年后的1984年，才超过这个数字，印度早就走到我们前面去了。从茶叶市场的状况来看，品牌混乱，出口疲软，企业倒闭，价格不一，茶山荒芜，假冒伪劣产品不断，进行治理乃当务之急，歌功颂德，怀念先人，不妨往后靠一靠再说吧。

得茶听了这话，耐耐心气，细细解说：歌功颂德也是解放生产力的一种手段，要实事求是，不要搞教条主义。从历史上看，多年来的大力呼吁和埋头苦干，被实践证明是可行的。本世纪初华茶不也一度陷人严重危机吗？所以才有吴觉农先生的呼吁：中国茶业如睡狮一般，一朝醒来，决不至于长落人后，愿大家努力吧。正面的鼓劲和反面的批评一样都是同等重要的。现在出口贸易不好，我们多做宣传，打开国内市场，也是一条茶业自救的道路。不管怎么说，我们和一百多个国家有着茶叶贸易往来，我们的茶叶产量，始终排在世界前三位嘛。

迎霜听了放声大笑，说大哥你到底还是不是个历史学家啊，怪不得这些年你专著出得那么少。得茶听了也放声大笑，说小妹你不是一向最佩服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吗，黄宗亲算是世界级大史家了吧，他还提出农商皆本呢。史家若能和吴觉农说的那样即知即行，恐怕中国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了。

三年之后的1990年10月，茶博馆试开馆之时，首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也在杭州开幕了。那段时间，杭家人几乎都被这件事情拖进去了。除了那块特制的茶砖壁挂，得茶几乎把他花木深房里多年积累的资料全都拿出来了。馆里收集资料的年轻人依然不满足，他们小心翼翼地找到了年届九十的杭嘉和老爷爷，年轻的姑娘甜言蜜语地对老爷爷说：老爷爷，老爷爷，你是茶界的老寿星，你再回忆回忆，1900年的时候，茶馆是怎么样的？嘉和想了想说：1900年，我好像还在妈妈的肚子里。年轻人就笑了，悄悄地把笔帽盖住了笔尖，看上去这位老爷爷木本的，神情总有那么几分恍您，眼睛也不好使，给他看一张相片，他用了放大镜，还要凑到鼻尖上，问他一个问题，他要沉思半天，才会说“是”或者“不是”。年轻人是性急的，或许还是急功近利的，他们不相信还能从这个半盲的九旬老人身上打听出什么茶事来。不过他们倒是喀喷喀呼地拍了不少相片，但这些相片最后也没有用出一张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