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推广《乡约》（如李滉制定的《退溪乡约》），村落设“乡约所”，由“乡老”“约正”主持调解，涵盖邻里纠纷、道德教化等内容。调解时既依据《乡约》条文，也结合地方习俗，例如处理村民间的债务纠纷时，乡老会先核实借贷契约，再以“互助互济”为由劝导债权人放宽还款期限，同时要求债务人承诺“按期偿还”，实现“情理兼顾”。此外，村落中的“宗家”（宗族嫡长家）也参与调解宗族内部纠纷，以“族规”与儒家伦理约束族人，强化宗族凝聚力。

东欧：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东正教与封建传统的双重塑造

俄罗斯：从“公社调解”到“沙皇司法调解”

俄罗斯古代的协商调解受东正教、斯拉夫公社传统及蒙古统治影响，形成“民间自治”与“中央集权”交织的特点。

基辅罗斯至莫斯科公国时期（9-16世纪），民间调解以“维尔福”（村社）为核心。村社由“长老会”（由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调解内部纠纷，如土地分配、牲畜归属，依据“村社惯例”与东正教“宽恕”教义，注重“集体利益优先”。例如处理村民因土地耕种引发的争议时，长老会会按“人口与劳动力”分配土地，同时以“兄弟情谊”为由劝导双方接受，避免村社分裂。蒙古统治时期，“八思哈”（蒙古监官）虽掌握最高权力，但仍保留村社调解职能，仅在纠纷涉及蒙古贵族时直接介入。

沙皇俄国时期（16-19世纪），中央集权强化，官方调解逐步取代民间自治。沙皇设立“市政局”“司法厅”，地方设“县法院”，调解时依据《1649年法典》《1864年司法改革条例》，同时融入东正教思想。例如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租佃纠纷时，官员会既参考“农奴制法令”，也以“地主应仁慈对待农民”的教义劝导双方调整租额；对城市商人的商业纠纷，会依据商业法规，召集双方协商解决方案，维护市场秩序。民间层面，东正教会仍发挥调解作用，神父会在教堂调解家庭矛盾，如夫妻不和、遗产争议，以“婚姻神圣”“孝道”为由劝导和解，拒不服从者会被“剥夺圣餐”，形成宗教约束。

东欧国家（以波兰、匈牙利为例）：贵族主导与宗教融合的调解

东欧国家因长期处于封建割据与多民族杂居状态，协商调解呈现“贵族主导、宗教多元”的特点。

波兰（10-18世纪），贵族（什拉赫塔）掌握核心调解权。波兰王国设“瑟姆”（议会），处理贵族间的领地、权力纠纷，调解时依据“贵族特权法”，强调“贵族平等”，例如贵族因领地边界产生争议时，瑟姆会召集双方核查“封地文书”，协商划分边界，同时保障贵族“免于纳税”“人身自由”等特权。民间层面，村庄由“贵族代理人”调解农民纠纷，依据“封建契约”，农民需绝对服从贵族裁定；城市则由“行会”调解商业纠纷，如克拉科夫的纺织行会，设“行会长老”处理工匠间的技术争议、货款矛盾，依据《行会章程》，兼顾行业垄断与公平竞争。

匈牙利（10-19世纪），调解融合天主教与游牧传统。匈牙利王国设“皇家法院”，调解贵族与教会的利益纠纷，依据“天主教法典”与“匈牙利习惯法”，例如处理教会与贵族的土地争夺时，会既承认教会“土地捐赠权”，也保障贵族“使用权”，协商达成“土地共享”方案。民间层面，马扎尔人（匈牙利主体民族）的游牧传统影响深远，部落酋长会调解牧民间的牲畜纠纷，依据“草原惯例”，如牲畜走失争议，会以“谁先发现归谁”为原则，同时以“部落团结”为由劝导双方和解，避免部落分裂。

东亚与东欧地区的协商调解实践，虽未形成统一体系，但均以“维护本土社会秩序”为核心——东亚依托儒家伦理与集权治理，东欧则融合封建贵族传统与宗教教义，既展现了地域文明的独特性，也为世界调解史提供了“多元治理”的实践样本。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带，且多民族、多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共生，其古代协商调解实践呈现出“文化杂糅、灵活适配”的鲜明特质——既吸收印度、中国的治理智慧，又深度保留本土部落传统与宗教伦理，形成“以共同体和谐为核心、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独特体系，不同区域（如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虽存在差异，但均围绕“化解矛盾、维系社群稳定”展开。

中南半岛：佛教伦理与王权治理的深度融合

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受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调解制度多与王权、佛教寺院紧密绑定，强调“道德教化”与“等级秩序”的平衡。

越南（李朝至阮朝）：“汉法为基、本土适配”的调解体系

越南古代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调解制度既借鉴中国“官民联动”模式，又保留“村社自治”传统。官方层面，阮朝设“刑部”“省督”“府县”三级机构，处理民事纠纷时需先经“乡官”（由地方士绅担任）调解，依据《皇越律例》（仿中国《大明律》制定）与儒家伦理，例如处理田宅纠纷，乡官会先核查地契，再以“邻里和睦”为由劝导双方妥协，若调解无果，方可上报府县。府县官员审理前仍会组织二次调解，引用“孝悌”“仁义”思想化解对立，如宗族继承纠纷，会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