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鲁国新国君，执政鲁国第一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定王十七年的时候，在这一年的春天，周王室与西部茅戎的冲突已持续半载，此前王师讨伐茅戎反遭大败，周定王虽心有不甘，却也深知王室军力难敌戎人，遂向霸主晋国求援，请其出面调解。晋景公接到周王的请求后，斟酌再三，最终任命大夫瑕嘉为使者，前往周王室与茅戎部落之间斡旋。瑕嘉素有“善辨且知礼”之名，他先赴周都洛邑，倾听周定王对戎人“侵扰边境、劫掠粮秣”的控诉，再亲往茅戎聚居地，晓以“与王室为敌，必遭诸侯共讨”的利害，又承诺为茅戎争取“岁贡减免、边境互市”的优待，历经月余谈判，终于促成双方暂息干戈，定下“互不侵扰、定期会盟”的盟约。

盟约既定，周定王为表对晋国的感激，特命单襄公携厚礼出使晋国拜谢。单襄公一行携带的礼品中，既有王室珍藏的青铜礼器，也有从南方诸侯国搜罗的珍珠、玛瑙，抵达晋国都城绛邑后，他以周王名义向晋景公致谢，言辞间尽显王室对晋国“尊王攘夷”之举的认可，晋景公见状大悦，设宴款待单襄公，席间承诺将继续“辅佐王室，安定四方”，进一步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然而，就在周戎盟约初定、单襄公仍在晋国拜谢之际，周王室卿士刘康公却暗生异心。他自恃曾随王师征战，认为茅戎虽胜一阵，却不过是“蛮夷之众，无军纪可言”，如今盟约刚定，戎人必无防备，若此时突然出兵袭击，定能一举击溃茅戎，夺取其牲畜与领地，既能为王室扬威，也能借此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他将此想法告知身边近臣，多数人虽觉“背弃盟约不妥”，却不敢直言反对，唯有大夫叔服挺身而出，直言劝阻：“君上此举万万不可！方才与戎人定下盟约，转瞬便要背弃，这是‘不祥’之举；晋国为我王室调解争端，我们却以背盟之举辜负大国善意，这是‘不义’之行。神明厌恶背信弃义，百姓不齿不义之举，如此一来，神明不佑、百姓不从，仅凭一时侥幸，怎能指望取胜？”

刘康公早已被“建功立业”的念头冲昏头脑，根本听不进叔服的劝谏，反而认为叔服“胆小怯懦，错失良机”，当即召集王室禁军与部分依附于周的小国兵力，瞒着周定王与单襄公，悄悄向茅戎聚居的徐吾氏部落进发。茅戎部落虽与周王室定下盟约，却也深知周人“反复无常”，暗中仍保持着警惕，当刘康公的军队趁着夜色逼近徐吾氏部落时，早已被戎人哨探察觉。三月癸未这日黎明，刘康公下令军队发起突袭，却不料茅戎人早有准备，不仅依托部落堡垒顽强抵抗，还从周边部落调来援军，对周军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周军本就因“背盟伐戎”师出无名，士气低落，面对戎人的猛攻很快阵脚大乱，士兵四散奔逃，刘康公虽奋力突围，最终还是大败而归，不仅损失了大半兵力，连随军携带的王室旌旗与兵器都被茅戎缴获，颜面尽失。

与此同时，鲁国境内也面临着严峻的外部威胁。自鲁宣公晚年起，齐国便因“鲁国依附晋国、疏远齐国”而心生不满，多次在齐鲁边境挑起摩擦，到了鲁成公元年，齐国更是蠢蠢欲动，不仅在边境集结兵力，还暗中派人联络楚国，商议共同出兵攻打鲁国——齐国想借楚国之力牵制晋国，削弱鲁国；楚国则想通过与齐国结盟，进一步渗透中原，制衡晋国霸主地位。消息传到鲁都曲阜，鲁成公与卿大夫们顿时忧心忡忡，季文子忧心道：“齐国若与楚国联手，我鲁国腹背受敌，晋国虽为霸主，却未必能及时驰援，唯有先整饬军备，再巩固与晋国的盟约，方能自保。”

为应对齐国可能的进攻，鲁国紧急召开卿大夫会议，最终决定推行“丘甲制”。此前鲁国的军赋制度以“户”为单位征收，贵族阶层常借“荫户”之名逃避赋役，导致国库空虚、军力薄弱。而“丘甲制”则以“丘”（一丘约十六井，含二百余户）为基本单位，按土地面积与人口数量分摊甲胄、兵器、车马等军赋负担，不仅扩大了军赋征收范围，还规定贵族阶层需按封地大小足额缴纳，不得推诿。制度推行之初，虽有部分贵族私下抱怨，却因形势危急、季孙氏与臧孙氏等大族全力支持，很快得以落地。推行“丘甲制”后，鲁国短期内征集到大量甲胄与兵器，军队装备得到显着改善，为抵御齐国进攻奠定了物质基础。

夏，鲁国又得到确切消息：齐国已与楚国达成初步协议，楚国将派水师沿淮水北上，配合齐国陆军进攻鲁国南部边境。鲁成公深知“单凭鲁国之力，难敌齐楚联军”，遂决定派执政大夫臧孙许出使晋国，与晋景公在赤棘（今河南新野附近）举行盟会，巩固鲁晋同盟。臧孙许临行前，鲁成公交代他：“此次结盟，务必向晋侯陈明齐楚联手之害，恳请晋国出兵相助，若晋侯应允，鲁国愿以‘岁贡加倍、出兵助晋伐郑’为报。”

臧孙许抵达赤棘后，先向晋景公详细陈述了齐国与楚国勾结的内情，以及鲁国面临的危急局势，又强调：“齐国若与楚国联手，不仅会威胁鲁国，更会动摇晋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若晋国能出兵相助，鲁国愿全力配合晋国，共同遏制齐楚势力。”晋景公本就担心楚国势力北扩，听闻齐楚结盟，当即意识到事态严重，加之此前鲁国推行“丘甲制”，军力有所提升，是晋国在中原的重要盟友，遂爽快答应与鲁国结盟。双方在赤棘举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