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而非其名“侨如”，便是依据当时的礼制——凡奉国君之命执行重要使命者，记载时称族名以显尊崇，既彰显国君命令的权威性，也认可执行者的身份与功绩。迎亲队伍从曲阜出发时，鲁成公亲自送至城郊，赐下玄纁束帛、玉器马匹等丰厚聘礼，队伍中还配备了乐师与史官，乐师负责途中奏乐以表庄重，史官则记录行程细节，以备后续典籍存档。

同一时期，郑国与许国的战火再度燃起。八月，郑国大夫子罕率先率领军队攻打许国。郑许两国素有领土争端，许国长期依附楚国，时常在楚国的支持下侵扰郑国南部边境，此次郑国出兵，既是为了报复许国此前的挑衅，也是响应晋国“削弱楚国附庸”的号召。然而，子罕率领的郑军却意外战败——许国提前得到楚国的情报支持，在边境城邑设下埋伏，郑军行军至许国境内的颍水之畔时，遭许军突袭，损失惨重，子罕只得率军撤退。战败的消息传回郑国都城新郑，郑成公震怒，认为此举不仅有损郑国威严，更会让晋国对郑国的战力产生质疑。戊戌日，郑成公亲自挂帅，再次率领精锐军队攻打许国，此次郑军吸取前次战败教训，兵分两路：一路从正面进攻许国都城的外城，另一路则绕至许国都城后方，截断其与楚国的援军通道。许国兵力本就薄弱，面对郑军的两路夹击，很快难以支撑。庚子日，郑军成功攻破许国都城的外城，许国国君见大势已去，只得派使者前往郑军营中求和，承诺割让当年由郑国大夫叔申划定的、此前被许国占据的四座城邑给郑国，双方才达成和议。此次郑许之战，虽以郑国获胜告终，却也暴露了郑国对晋国的依赖——若没有晋国在背后牵制楚国，郑国难以单独战胜依附楚国的许国，而郑国的胜利，也进一步巩固了晋国在中原南部的影响力。

九月，宣伯率领迎亲队伍，护送成公夫人姜氏从齐国返回鲁国。此时曲阜已入深秋，街道两旁的树木叶片泛黄，随风飘落，鲁国百姓早早聚集在都城外的大道两旁，想要一睹齐国公主的风采。迎亲队伍入城时，鼓乐齐鸣，玄纁色的旗帜在秋风中飘扬，姜氏乘坐的辒辌车由四匹白马拉乘，车驾周围有鲁国大夫与齐国陪嫁官员护送，场面庄重而喜庆。鲁成公亲自在宫门外的宗庙前迎接，按照鲁国的礼仪举行了隆重的成婚仪式：先由史官宣读联姻的策书，阐明鲁齐联姻的意义，再由姜氏向鲁国的宗庙行拜礼，以示融入鲁国宗室，最后鲁成公与姜氏共同接受大夫们的朝贺。《春秋》记载此事时，却未再称呼宣伯的族名“叔孙”，仅称其“宣伯”，这一记载方式的变化，蕴含着深刻的礼制考量——此次迎亲任务已完成，核心人物从“奉君命的使者”转变为“护送夫人的臣属”，记载时不称族名，是为了凸显夫人的尊贵地位，将焦点集中在姜氏这位鲁国新夫人身上，体现“尊夫人”的礼制原则。

也正因《春秋》记载的这般精妙，君子才对此评价甚高：“《春秋》的记载，言辞不多而意义显明，叙事真实而意义幽深，用语委婉而顺理成章，尽其事实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不是圣人，谁能够撰写？”这番评价，既是对《春秋》笔法的推崇，也点明了其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价值——它并非简单记录事件，而是通过精准的措辞、详略的安排，传递出礼制规范、善恶评判与治国之道，让读者在了解历史事件的同时，领悟其中的道义与智慧。例如，称呼宣伯族名与否的细微差别，便暗含对“君命”与“夫人”的不同尊崇，这种“微言大义”的笔法，正是《春秋》的精髓所在。

与此同时，卫国的局势却悄然蒙上阴影。卫定公自春夏之际与晋国交涉后，便时常感到身体不适，入秋后病情愈发沉重，甚至难以处理朝政。卫定公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为避免身后卫国陷入权力纷争，他紧急召见大夫孔成子与宁惠子，托付后事——决定立敬姒所生的儿子衎为太子，让孔成子与宁惠子担任辅政大夫，辅佐太子衎即位。卫定公此举，既是遵循“立嫡以长”的礼制（太子衎是卫定公的长子），也因孔成子与宁惠子是卫国贤臣，素来以忠诚、有谋略着称，卫定公相信二人能稳定卫国局势，避免贵族势力趁机作乱。孔成子与宁惠子当场跪拜受命，承诺必将尽心辅佐太子，保全卫国宗室。

冬十月，寒风凛冽，卫定公在卫国都城帝丘的宫中去世。按照当时的礼制，夫人姜氏（卫定公的正妻）需为卫定公守丧，每日哭泣哀悼，饮食也需遵循“疏食饮水”的规定——即只能吃粗米、喝白水，以示哀伤。然而，姜氏在哭丧结束后休息时，却发现太子衎毫无哀伤之色：不仅没有流泪，反而在宫中与侍从嬉戏，饮食上也全然不顾守丧的规定，依旧享用精米肉食。姜氏见此情景，心中又悲又怒，叹息道：“这个人啊，将来恐怕不仅仅会使卫国败坏，受害的一定从我这未亡人开始！天哪！这是上天降祸给卫国吧！让我没能得到让鱄来做国君。”这里的“鱄”，指的是卫定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鱄，姜氏认为公子鱄品性端正、心怀家国，比太子衎更适合继承君位，如今太子衎这般无礼无德，卫国的未来堪忧。大夫们听到姜氏的叹息后，无不感到害怕——他们深知太子是未来的国君，若国君无德，不仅会引发国内贵族的不满，更会让晋国等大国有机可乘，卫国或将陷入内乱与外患之中。

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