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妻子吗？”

“是的，先生。”邮差猛拉了一下被多恩抓着的胳膊。

“我明白了。”多恩说，“一个陌生人。一个想要登山的客户。一个有钱的法国人。也许是一个常到巴黎为妻子买衣服的英国富豪。”

这时邮差又在试图挣脱胳膊：“不！不是法国人！不是英国人！都是这个村里的人！够了，先生！够了，好吧，所以——”

可是多恩仍然抓住他的胳膊不放。“我不是说那个从教堂里走出来、手拿冰镐和首饰的向导。是另外一个，没走的那位，躺在石棺中已经死去的那位丈夫。”

随后，他的语速太快，我根本听不懂了。邮差终于挣脱了胳膊。有那么一会儿，多恩站在那儿，就像一个装满了水或碎石子的筒仓一样。邮差甩了甩手，也离开了。只有多恩站在那儿向我眨眼，挂在胸前的蔡斯单筒望远镜，看起来就像是儿童玩具。

“他就是这个村里的人，”他说，“是她的丈夫。那顶帽子是在巴黎买的。我敢打赌，那件大衣至少值三四万法郎呢。”

“那个我也听到了。”我说，“他抽出胳膊后说了些什么？”

“他说他们俩都是向导，一个是刚才出来拿走冰镐的那个，另一个是躺在棺材里的那个。他们三个都是村里的人，那个戴巴黎帽、穿裘皮大衣的女人也是。她和棺材里的那个男的是夫妻。去年秋天，他们四个人一道去登山——”

“四个人？”我问。

“是的，”多恩说，“我也会问的。他们去登山。倒不常听说职业向导坠崖的事儿，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向导身上了。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时，他的尸体才被找到。眼下雪都化了，他的妻子昨天也回来了。今天下午，他们把尸体抬到这儿，他的妻子随时可以走了，可是要等到明天早晨才有火车。我们可以用她的事来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要不就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吧。所以晚安啦，先生们。”

“她从哪儿来的？”我问，“再回到哪儿去？”

“是的，”多恩说，“我也纳闷。咱们去找个小旅馆吧。”

旅馆可能就在这个方向，因为这里只有一条街，而我们就走在这条街上。很快，我们看见了那家小旅馆。在深夜刺骨的空气中，我们的鞋钉当当作响，山上的空气像冰水一样冷飕飕的。但是春天已经到了。在生机盎然的初春里，四下散落的窗户中透出来的灯光，沿着山坡一层一层无形延伸着，即使隔得很远，依然可以看到那亮光忽隐忽现，闪烁不定。从街道走下两个台阶就是旅馆的大门了。多恩拉开门，我们走了进去。低矮的大堂十分明亮、温馨，也很干净。那儿摆放着一个火炉，还有几张木桌和几把木椅。一个妇女正在局促的吧台后面织着毛衣。我们走进酒吧时，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