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里的男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脸转了过来。

“你们好，先生们！”多恩说。

“你刚才说的是奥地利语吧。”我说。

过了极短暂的片刻，一个声音回应道：“你们好！”

“你可不会说奥地利语。”多恩说。我们放下帆布背包，在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时，那个妇女说话了。她一边说话，一边还在飞快地织着毛衣，金色卷发的脑袋埋在织物上，甚至都没抬头瞥上一眼。

“两位先生要点什么？”

“两杯啤酒, 夫人。”多恩说。

“黑啤还是黄啤，先生们？”

“黄啤，夫人，我们还要住宿。”

“好的，先生们。”

啤酒端上来了，金灿灿的。盛啤酒的玻璃杯可不是匹兹堡、阿克伦或印第安纳波利斯出产的。这些人好像知道我们迟早会到那儿，我们刚点完，啤酒就送到我们眼前。服务生在围裙外套了一件餐服，这或许是洛桑和平宫外的第一件餐服。他面色英俊，可嘴里长着几颗坏牙，像个贪吃的马夫。在接下来的几十秒钟，我们发现他不仅英语讲得比我们好，而且当他忘了使劲发音时，美语也讲得比我们好。

“那位死者，”多恩说，“村子里坠崖的那位——”

“刚才就是你们俩拽住格里格伦先生不放？”侍者问。

“拽住谁？”多恩反问。

“市长啊。就在教堂门口那儿。”

“我还以为他是个邮差呢。”我说。

侍者甚至瞥都没瞥我一眼。“你们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说，“你们以为这儿是好莱坞啊。这可是瑞士。”他也没朝我们的帆布背包瞥上一眼——他也不需要。他本来可以长篇大论一番的，但是并没有多说。

“是的，”多恩说，“我们出来走走。我们喜欢这样。那个人坠崖了。”

“对，”侍者说，“那又怎么样？”

“一个向导。”多恩说，“他的妻子戴着一顶巴黎买的帽子，身穿一件价值四万法郎的裘皮大衣。他坠崖的时候，她也在登山的现场。我也听说过向导坠崖的事儿，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向导工作时还要带着老婆，和付费的客户一道登山。因为市长说了，他们总共有四个人，第四个人也是一个向导——”

“是的，”侍者说，“布瑞克斯和他的妻子，还有艾米尔·席勒和那个客户。那天是布瑞克斯和妻子订婚的日子。去年，他们本来定好了，布瑞克斯过了秋天后尽力赚够钱，一切准备就绪后，在冬天正式结婚。可就在婚礼的前一晚，布瑞克斯接到了客户的电报，说自己已经到了苏黎世，打算明天早晨去见他。所以布瑞克斯把婚礼推迟了，他和席勒去火车站接了客户。客户下车时，带着价值八千到一万法郎的登山装备。这些东西都是过去五年中布瑞克斯和席勒帮他购置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第二天——”

“还有那个新娘？”多恩问。

“他们把她带上了。按照原定计划，那天早上他们是要举办婚礼的。布瑞克斯接到客户的电报后，就推迟了婚礼。他和席勒原打算陪客户登到他想去的地方，然后把他带回来送上火车。但是客户一下火车听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婚礼，所以他就负责主持了这场婚礼——”

“等一等，”多恩说，“等一等。”

“他很有钱。”侍者说。他一直没再动，甚至也没再擦桌子，我们觉得桌子也不需要擦。他就站在那儿。“他是个大富豪。在过去四五年里，布瑞克斯和席勒总是带他一起攀登附近好爬点儿的山。那几年里，他合并个公司什么的就能赚上两百万克朗、法郎或里拉。要不是那样的话，他也不可能做得那么好。他的年纪比你稍大些，但是大得不多。他并不是真的来登山的。他把登山当作度假，也许只是来拍几张照片登到老家的报纸上。一般情况下，人们登山可不是度假。人们给自己找个放假的借口，然后就外出度假。那登山的钱本来应该花在老婆的吃喝上的。布瑞克斯觉得这次能赚到一笔钱，一笔额外的钱。也许就在快要结婚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以后再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零花钱了。于是，大富豪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亲手把新娘交给布瑞克斯，在证书上签字——”

“难道她没什么亲戚吗？”多恩问。

“她的姨妈有个女儿，已经结婚了。”侍者说，“她和她们住在一起，可是一个人的表姐夫，也许不是既有钱又对钱很大方的人，不是该花钱就花钱的人。所以大富豪在证书上签了字，牧师也为攀登伯尔纳丁山祈了福。大富豪打算爬到那儿后主持婚宴，第二天回家，乘火车去米兰，再合并一个公司什么的。如果天气不尽人意的话，一个孩子登山也会感到孤零零的。那天下午，他们登上了伯尔纳丁山，富豪张罗了他们的婚宴。第二天早晨，他们到了格莱西地区。布瑞克斯原本没想过要去那儿。也许是哪儿出了状况吧，也许是因为糟糕的天气——他们总把‘天气很糟’挂在嘴边。他们本应该在伯尔纳丁的山洞里过夜。也许是因为大富豪要赶火车，大家不想让他费劲地拖着行李上山下山，从来也没有想过这样。也许布瑞克斯应该把他的妻子留在伯尔纳丁山上。其实每个人都不想结婚，也没打算结婚。无论怎样，布瑞克斯不该带大富豪去那个地方。后来发生的事儿，布瑞克斯和席勒早该知道的。大富豪从悬崖上滑倒了，连累了布瑞克斯太太，他们俩又带倒了布瑞克斯。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席勒将绳子的一端固定在悬崖上，布瑞克斯太太、大富豪和布瑞克斯吊在绳子的另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