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昆德拉、博尔赫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玛格丽特·杜拉斯、张爱玲、王家卫、艾略特、金斯堡、贝克特、昆廷·塔仑提诺、伯格曼、斯皮尔伯格。

还有那些英语，一嘟噜一嘟噜的字母。

我一看这些词就晕，就麻蝇，就像碰到了腻友，就料到这本书是什么人写的，大概要讲什么。

这好像是黑话，使用这些词的男男女女似乎都来自同一个背景，受过相似的教育，差不多可算是一伙人，他们对同一种东西那么熟悉、爱好，甚至我猜他们互相睡过觉。这些人及其他们的趣味这两年已成为图书市场上的时髦，一不留神买本书或者杂志就会遭遇这些词，从思想到性交，这些词是无所不能的，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并有一种极富装饰性的阅读效果，即这些词本身具有的那般庄严、华丽和西方味道所带来的感染性。

这些词基本来自西方概念的翻译，读之如逛洋货名牌店，除了看到衣服、鞋和手袋这些具体的实物，更重要的是感受店里那种昂贵、优越和来自远方陌生文明的严肃气氛，有一种共享世界文明至少和人家同房一次的踏实。我注意过逛洋店的男女，包括我自己，没有不矜持的，说话细声细气的，全是礼貌用语，生怕现了。那店里所有的商品、店员，甚至灯光墙壁都流露着我认识的一个流氓画家在街上拦截女孩子时惯使的那副嘴脸：你可以拒绝我——但不可以拒绝艺术！

我相信这是一种真诚，十亿农民，欠发达的内地乡村，都不能反证我们没有已经和西方人过上同样日子、关心同样事情和有共同感受的一批人，实际上过西方知识分子或艺术家，特别是颓废艺术青年的生活也不需要太多钱，真有钱的中国人过的倒是像土财主。所以，你也不能说有西方式的情感、爱好西方式的表达方式是装孙子。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如果我们现在把外来语和外来的语言影响——翻译体：意译及其生造，统统从汉语中剔除，我们就说不成话了。

我应该高兴是不是？为什么不说这是一次书写革命呢？理性上我是这么认为的，可我无法说服自己的感官反应，我一看到这些词和这些词后面透出的使用者的态度，就讨厌！就觉得沐猴而冠！也许我这是一种更奴才的心态：你们配跟洋人想同一件事儿吗？

另外还有一点怀疑：就算十个里头有九个是真的，总有一个是装的吧？时尚的、人人拥护的东西有时让人丧气就是，你不知哪位是装的。

我看王朔

1

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风靡20世纪70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十八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做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休，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20世纪80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子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看，这不是女性的幼稚而是他的幼稚和一厢情愿。若说他和礼平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礼平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越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许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姑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一半火焰”是王朔被阅读最多的小说，作为小说实在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一个耸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