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我们的父母也早忘了怎么做——我们只被教过怎么爱祖国爱人民坚持斗争——慢慢学过爱自己。

历史教科书再不修订就成笑话了。物理再不修订就成木匠须知和电工守则了。

建议小学课本改为《十万个为什么》，先把常识普及了。做那么多加减乘除干什么？

何谓死亡？死，就是跟着幻觉去了。濒死，就是一生所有画面涌到眼前，对不起人的，就是地狱；一生无愧，就是天堂。

告王朔

你嘴上有权——话语权——更应该慎用。滥用就将导致专制、一言堂。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你曾经痛恨、深深厌弃的那种思想警察。

争夺话语权是一场战斗。有了话语权就应该分享——包括过去的敌人。——谁是敌人呀？只是观点分歧，价值观相左，都是人民，不共戴天严重不至于。建议装很有风度的样子——我允许你们批评我，哪怕是恶意的。一来二去才好玩。

演上帝是很危险的，和演魔鬼一样危险。拿这个吓唬人，更是罪孽，搞笑。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1991年我搬到那儿才知道姜文也住在那儿，马路对面。

1992年《动物凶猛》发表，我送了一本《收获》给姜文看。当时他正在争夺《红粉》，我在他家见到苏童。有两个导演说，不知道《动物凶猛》怎么拍成电影。有一个导演说，姜文拍不了这个东西。

记不太清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在刘晓庆家里见到文隽。姜文说这是个不错的香港人。他们正在合作拍《龙腾中国》。文隽是制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经常谈起《动物凶猛》这小说。姜文东问西问，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处理某些事件。我拒绝做编剧。我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写作能力陷于瘫痪。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到今天我都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自己写剧本。你要拍什么，怎么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着照死了折磨编剧，在编剧的尸体上提高自己。

接着他去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次年回来要拍《我是你爸爸》。

在美国他打回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1993年他从美国回来，开始写剧本，名字改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觉。我去重庆饭店看他，已经有了剧组人员，制片主任、剧务什么的。房间里贴满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红卫兵们的照片。有一面墙贴的都是美丽少女和酷似姜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隽从港台两地筹集了一些钱，国内一家公司出了一笔钱，三等分，凑成不大不小的投资规模。

剧本写了几个月，拿出来时比小说还长，大概七万多字。我学习了一下，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

开了个座谈会，谈了些什么意见忘记了。

夏雨已经定了。还集中了一些浑小子。让他们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与世隔绝每天看西哈努克访问中国，听毛主席语录、诗词歌。苏雷给他们讲了传统。

副导演们每天都去各中学、各部队大院找演员，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经进组的孩子都觉得也不知哪儿有点不对。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都很漂亮、纯洁、健康。一个朋友还保存着一些那时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机拍的，很小的那种。看了照片才发现印象错误，那时我们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黯淡、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我以为我们纯洁，其实何曾纯洁？所以找不着印象中的我们。现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没有那种眼神，不复存在那种劲头。那是农村少年的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实的。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似乎现在的街头还能时而看到那样的清纯少女的身影一闪即过，所谓惊鸿一瞥。可是找来的一群，细细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只在朦胧间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脓化水化为俗物。可见此物难寻、珍稀，也许只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投影。

开机那天，按香港习俗，供了冷猪头、瓜果梨桃什么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烟弥漫。

那以后北京便禁放烟花爆竹。女演员仍未定，拜四方时三个姐儿都上去一字排开。有这等胸襟，我是自愧不如。

最后定了宁静。

之后他们拍戏，我混日子。冯小刚拍“老师”那场戏时我去101中学看热闹。一遍又一遍，姜文、顾长卫拍得认真，我在一旁看得无聊。

因为无聊，我开始戒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抽还是不抽！

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去卢沟桥拍第一场戏时我就开始后悔，大冬天北风呼啸拍夏天的戏。冻得我又流鼻涕又蹿稀，斯文扫地。

自行车是附近工厂工人们的。工会主席趁工人们在上班，让剧组用大卡车偷偷拉走。

拍完戏我坐在姜文和制片主任二勇的车上在河滩旷野上疾驶，远远只见一个汉子扬着手跑过来追车，可怜地扒着车窗往里看跟着车跑。他就是工会主席。拍戏用的几百辆自行车被砸坏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块，他没法向下班的工人们交代。

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我有一句台词。开拍前我紧张得烟瘾大发，一个月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喝了一整瓶干白葡萄酒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断地抛上天空，又掉下来。最后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