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为我爸。”

老头人好，在剧院周围那几座楼里也是有名的，除了他儿子接长不短往他那儿发人，街坊四邻大妈大婶也是川流不息，倒不都是送货上门，多数大妈有爱人，上岁数人也不像年轻人心里那么不干净，说一男一女往一块儿凑就是想身体的事儿，人家那是真诚的人与人的关系，“像春天一般温暖”，同志式的。大妈们去的时候都不空着手，不是一碗红烧肉就是四两饺子，回来也不空手，胳肢窝下卷着老头的脏衣服。老头儿子十分欣慰，还吹呢：“瞧我爸这人缘混的，老了老了有人管饭。不是吹的，我们家现在跟‘百盛’似的，一天到晚净是来逛的，老头比政治局委员还忙。没事时没事，一有事就知道了，咱这社会还是好人多呀。”言罢用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不胜感慨系之的样子。

1992年春节前后，老头吃了一把安眠药。一个来送元宵的大妈敲门没人应，把一楼人都闹了起来，砸了几道门进去，把老头送医院叫醒了。

老头的儿子跟老头急了：“您这是为什么呀？”

老头受逼不过，不好意思地说：“太给大伙添麻烦了。”

老头儿子嚷：“您甭不知足！这么多人待见你。我，到您这岁数，还不定趴哪条阴沟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隔了仨月，老头对我说：“多烦哪！我这一辈子就想一个人待会儿，谁也不让。”

昆明周记

星期一

飞机在昆明下降是一截儿一截儿沉下去的，人坐在那儿像跳水，忽悠一下心蹦进嗓子眼儿忽悠一下心蹦进嗓子眼儿，脑子一阵阵空白。

这些年已经不爱坐飞机，每次坐，都觉得像被人放了一遍风筝，看空中小姐的眼光也越来越像看活烈士。想过一个坑人的死法，老了包一架飞机，把这辈子的朋友都请来，在空中让驾驶员跳伞，然后请朋友们自便。

本来以为到昆明是一个小团自己玩，临出发才知道那儿是个旅游节，政府接待，要按规定的路线参观。

这个开飞机的一定是个开战斗机的，着陆像落在航空母舰甲板上，乓的一声砸在地上，飞机一通怪叫，边喊边跑，好在没散架，最后全须全尾儿地停下了。

下飞机有风，当地接机的朋友说就是因为刮风，所以飞机在天上才晃。

出了候机楼有旅游局的处长局长们迎上来握手，有一些拿照相机假装媒体的男女在拍照，一帮穿金红旗袍的“礼仪小姐”上来献花一下把我腻着了，我也不知为什么特别反感献花这个动作，可能是觉得自己不配吧，我这种人表示客气握一下手足矣，再多了我先臊了。处长还张罗着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排队照相，我说咱们别扰乱公共秩序了。

小时候在人群后面喊台上的人傻帽喊多了，现在怎么也不习惯往人前站，总觉得还有一个自己远远躲在人后头喊傻帽。

开车进城，看见很多新楼，也没什么新鲜的，和全国各城市盖得一样难看。我大约是老了，自己住得舒服了，为什么不爱看新楼了？原来我也一看新盖的大楼就认为是现代化了。有一座楼盖得像烟盒，转过来看字，果然是“红塔集团”的。一路开到酒店，对昆明的印象像二十年前到深圳，楼太新，树太小，满眼是楼仍觉得这地方荒僻，盖了一半。这么下去有完吗？反正现在谁要说北京是文化古城我跟谁急，明明是浦东郊区嘛。

酒店环境不错，度假性质的，房间也舒服，水是温泉。据说是新加坡人设计的。看过几个新加坡人设计的会所、高尔夫球场，还是透着小国寡民的穷气和算计劲儿。不过贝聿铭又怎么样？香山饭店搁在香山还是看着愣，一副盐商北上的派头。

下午是记者见面会，这是我的强项，“娱记”的思路就是那一套，注意事项就是别跟他们认真，这就百战不殆。

有记者问我对“娱记”怎么看。我说不容易云云。

其实在我看“娱记”等同于长舌妇，人们有飞短流长的生理需要，靠街道老太太拨弄是非已不能满足，非要有专业人士去打听去制造去扩散，以飨天下人耳目，同时赚钱。好的“娱记”应该像古埃及圣物金龟子，也叫屎壳郎，发现粪，勤勤恳恳扒，然后把它做大。不要小看这工作，如果叫扒粪难听，可以换作为广大读者的知情权而奋斗。我见过很多“娱记”在从事这项工作时甚至充满正义感，这样的“娱记”最出东西。

我在两年前一次喝咖啡时的闲聊，被一个朋友整理后拿到上海《艺术世界》登出去了，那里面是对中国美术的一些胡说，有记者问这事儿，我说这事办得很不严肃，第一我不严肃，第二他们不严肃，至于嘛，没的登了？要是底下聊天的话都登，我这还有更蝎虎的。

有记者问我是不是“江郎才尽”了，我说是，他们很满意。这些孩子真是天真。

晚上吃饭，在宾馆里，淮扬菜，有官员作陪。官员们都是当过兵的，我和阎连科跟他们一桌。上来就放了心，官员们不喝酒。云南官场这个风气好，不灌人。随便喝了点“云南红”葡萄酒，还行，据说是法国酒分装的。

吃完饭就睡了。

星期二

早上起来觉得空气很好，昆明人老说他们这儿空气干燥，我从北京来不觉得，再干能干过北京吗？用温泉水洗澡，洗完发觉头发染了一层铜黄，若隐若现，跟韩国人似的，不敢相信，问殷红，他说是硫黄。

早餐咖啡很不靠谱，别的还行，我看了一圈，喝了碗豆浆，主要是凑热闹坐着聊天。我吃早餐纯粹是起哄，闲着也是闲着。我已经长完了，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