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屑的东西。

何：你曾谈到，自己不愿写报纸杂志的随笔和短文，平时也真的很少见你写，你认为写这些小东西，是否会对你的小说创作，产生什么影响和妨碍？

王：第一，写小说是玩命的工作，全身劲儿都得使上，平时就得攒着元气，到时候爆发力才强，耐力也长。没事就胡写，感觉都零卖了，怎么才能言之有物不重复自己呀？

第二，随笔杂文都得是真人真事，写惯了小说，笔野，受不了那份限制。我不是不说假话，写小说的嘛，专说假话，但我不愿打着真话的幌子说假话，咱们这儿大伙对实话也不是什么都受得了。说闲话就更没意思了，什么名牌啊、时尚啊、休闲啊，说那个干吗？婆婆妈妈。另外那也不值，写给报纸才能给几个钱？都是死数，按字论价，我不是没写过，最高拿过俩字一美元。那也不如书，抽版税，万一卖一千万本呢？我这辈子能卖的字就那么多，卖给这家就不能卖第二家，咱们是不是还得讲点职业道德？我不愿意年轻时累死，老了穷死，我还想把版权传给我女儿呢。

何：这两年国内作家写的长篇很多，一部跟着一部就像军备竞赛。而且文学评论界和新闻媒介，对这几年中冒出来的长篇小说什么说法和褒贬都有。那么你这几年看国内作家的长篇多吗？你怎么看目前国内长篇小说的创作状况？你觉得哪部长篇写得还不错？

王：好的有。我这算一部，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算一部，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韩少功那个《马桥词典》都算。张洁有一本献给她妈的，名字忘了，也算。《尘埃落定》也还可看。

确实是不如中篇好的多。咱们国小说还是中篇可看的多。我最近看了很多杂志和中篇结集，每本都有几篇十分好看，新人老腕都有上佳表现。这说明咱们国作家状态还行，长中篇相比不就是个形式吗？只要写得好，短点也无妨。对于繁荣长篇，我倒有个建议，把文学期刊都撤了，只许写长篇，那就好了。文学期刊抓稿抓得很凶，一般作家一有好东西先被他们抢走。你看那些最活跃的、新起的，哪个不是在刊物上飞来飞去？立住了，成名了，再想写长篇，人也枯竭了。最好就是统统憋住，想零卖没门，写就是长篇，岂有不好的？

何：作家史铁生曾说：王朔、钟阿城、陈村，是三个比较特殊的作家，别人看来挺平常挺一般的事儿，他们仨总能看出或说出点别人看不出的新鲜之处来，你能不能粗略的评价你们三位彼此的不同之处？

王：先说我不同意你转述的史铁生之说。把平常事儿看出不平常来，能人多了，又何止我们仨，咱们国好多事儿乱不就乱在把平常事儿非看出新鲜来？

陈村，我看他的小说不多，好像这几年不怎么写小说了。你说他的《鲜花》好，我到三联书店去找，也没找到。这里只能说说对他随笔的印象。这人文章写得很刁，也很巧，是聪明人的作文，看似什么也没说，其实什么话也讲了，夸你还不如骂你呢，是那种好玩又不让你太舒服的东西。我以为他属于20世纪30年代海派文人那一路。20世纪30年代上海滩那些文人是很会讽刺人的，眼睛毒。看他们打笔仗那些文章，大狗小狗都叫得很好玩，也很有幽默感，彼此又有很大的雅量。依我之见，这才是文人之间当有的文字机缘，你来我往，指名道姓，都不许急，哪儿说哪儿了，见面还是朋友。这个传统失掉了很可惜。现在上海文人写文章都很正经，一副卫道的架势，要命名只能说是新海派了。当然上海也不光是陈村一个人文章写得好玩，有段时间我就特别爱看上海一个叫“小宝”的写的时评，既尖刻又得体，文笔可说又快又光，十分好看，每次看到都忍俊不禁。有一次是指名讽刺我的一些做派，我看后还是笑，觉得写得妥切。有些生造的词我还是看他第一次用，譬如他讲余秋雨是“电视教授”、“媒体英雄”。这人跟你一姓，真名叫何平，也是记者。后来在上海见到，一见如故，我当面表示了佩服。北京人老有优越感，以为上海人不懂幽默，光陈村何平两个就可以证明我们所见之谬了。

阿城，我的天，这可不是一般人，史铁生拿我和他并列，真是高抬我了。我以为北京这地方每几十年就要有一个人成精，这几十年养成精的就是阿城。这个人，我是极其仰慕其人，若是下令，全国每人都必须追星，我就追阿城。那真不是吹的，你说他都会干什么吧，木匠，能打全套结婚家具；美术，能做电影美工；最不可思议的是他在美国自己组装老爷汽车，到店里买本书，弄一堆零件，在他们家楼下，一块块装上，自个儿喷漆，我亲眼所见，红色敞篷，阿城坐在里面端着一烟斗，跟大仙似的。他们家楼下的黑人都来跟他商量想买，就是说他不是装一辆自己玩，是以此为职业，卖。这是一般人能干的事吗？当然这车有一毛病，不能停坡上，有一次我们去一人家玩，阿城把车停在坡上，一拉手刹，手刹被他拿下来了。我住洛杉矶时，周末经常去阿城那个小圈子的聚会玩，听他神侃。各地风土人情，没他不懂的，什么左道偏门都知道，有鼻子有眼儿，诙谐得一塌糊涂，那真是把人听得能笑得摔一边去，极其增智益寿。我还问过聚会中一人，他老这么说有重复没，那人说，她听了十年了，没一夜说得重样儿的。这样能说善说的人现在北京也很少见到了。十年前，北京各小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