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弄起去年剩下的一枚法郎银币。

天色渐晚，我们终于来到了贝迪拉克。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成天打盹的老人，虽然有些沉闷，但总体上依然讨人喜欢。同法国南部的许多地方一样，这儿的房子也是用砂岩建造的。简朴的百叶窗和剥蚀的红瓦屋顶正沐浴在夕阳下。

我们的两用车在勒高夫大街尽头的一座房子前停下，车轮压得砾石咔咔作响。房子的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屋顶有些破损，散发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闻上去满是岁月沧桑的味道。

父亲第一个下车，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大门。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那会儿正是属于他的时代。三十来岁的父亲黑发浓密，待人总是彬彬有礼。我常能见到邻居和他的同事们围在他身旁，神情专注地听他说话。奥秘在于他的声音：他嗓音柔和，从不故作深沉，音调不高，重音也只是轻轻带过，却能像隐形的索套一样把听众牢牢拴在自己身旁。作为一名会计，他深得众人喜爱，但他的心里却只有家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为全家人做饭。他总能腾出时间陪我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大男孩般的笑容。直到多年后再看他的照片，我才发现他当时就有些不对劲。他的脸上有一丝痛苦，或许还有一丝恐惧。

奶奶出现在门口。她歪着嘴，几乎不看她的儿子，仿佛是因为什么事情心怀愧意。他俩拥抱了一下。

我们几个坐在车上，望着眼前这一幕。据说，奶奶年轻时是游泳健将，也是村里的红人。这一定是好久之前的事情。她的双手已经使不出什么力气了，脸上也爬满了龟甲般密布的皱纹，孙辈的喧闹声更是让她难以忍受。小孩子都很怕她，也害怕走进这座糊着过时的墙纸、支着铁架子床的破房子。父亲为何每年夏天都要来这儿，绝对是一个谜。“他似乎必须每年回一次那个令他饱受屈辱的地方。”马蒂后来有一次说。

但这儿也有清早的咖啡香，有洒在客厅瓷地砖上的阳光。马蒂和丽兹去厨房取餐具，弄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父亲认真地读着报纸，母亲则细心规划着当天的行程。之后则是山洞探险、骑自行车和在公园里玩滚球的时间。

八月底，贝迪拉克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每天晚上都有乐队演奏，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烤肉的味道弥漫在大街小巷。我和哥哥姐姐坐在议事厅高高的台阶上，望着大人们在村里的广场上载歌载舞。我手里拿着父亲交给我的相机。这是一台昂贵而笨重的玛米亚[2]相机，我的任务是用它拍摄节庆场面。我把这当成我的荣幸，因为父亲不会轻易把相机交给旁人。就在他风度翩翩地牵着母亲穿过广场时，我骄傲地按了几下快门。

“爸爸舞跳得很好。”丽兹用内行的口气说。

姐姐那年十一岁，留着一头金色鬈发，是个大姑娘了。当时，她已经患上了被我和马蒂称作“戏剧综合征”的毛病。她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在演戏。她容光焕发，仿佛有灯光打在脸上；她的声音清澈响亮，即便坐在最后一排也能听得一清二楚。在生人面前，她总爱装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但实际上她才刚刚过了做小公主的年纪。她爱画画、唱歌，喜欢跟邻家的孩子一起玩，常常好几天不洗澡。她一会儿想当发明家，一会儿又幻想成为精灵。总之，她的脑袋里能够同时想几千件事情。

那时，很多女孩都喜欢拿丽兹取乐。我经常能看见妈妈坐在她房间里安慰她，多半是因为她的那些女同学又惹恼了她，或是把她的书包藏了起来。妈妈走后，我被允许进入她的房间。她使劲用拳头捶我，我甚至能感觉到她呼在我皮肤上的热气。接着，她会把跟妈妈说的事情再跟我说一遍，有时还会说更多。我爱我的姐姐，即便她后来弃我而去，也没能改变这一点。

午夜过后，村里还是有些闷热。舞池里的男男女女，每换一支曲子便会交换舞伴。我们的父母也在其中。虽然手中的相机已经有些发沉，我还是又拍了几张照片。

“把相机给我吧！”哥哥说。

“不行，爸爸可是把它交给了我。我得保管好它。”

“就一会儿，我就拍张照片。你拍不好。”

说着，马蒂一把夺过相机。

“别这么小气，”丽兹说，“你看他有得玩多开心啊！”

“可是他不懂曝光，拍出来的照片简直一团糟。”

“你就爱自作聪明，怪不得没有朋友。”

马蒂拍了几张照片。他是我们家的老二，那年十岁，戴眼镜，黑发，脸上没什么血色，平时也不怎么引人注意。在我和丽兹身上都能找出父母的影子，只有他跟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就像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陌生人，突然就在我们中间占据了一席之地。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在我看过的电影里，哥哥总是保护弟弟妹妹的英雄。而我的哥哥却独来独往，成天只知道蹲在自己的房间里摆弄蚂蚁，或是在死蝾螈和死老鼠身上抽血玩——他收藏的小动物尸体数都数不过来。就在不久前，丽兹还管他叫“恶心的怪物”，这可真说到了点子上。

对于那次法国之行，除了最后那场戏剧性的变故，我只依稀记得一些片段。但我仍清晰地记得，当我们姐弟三人望着在广场上踢球的法国小孩时，一股陌生感在我们心中油然而生。我们三个都出生在慕尼黑，觉得自己是德国人。在我们家，除了几道特殊的菜肴，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证明我们的根在法国，平时我们也很少说法语。我们的父母是在蒙彼利埃认识的。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