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这个爱做梦的农民，脑子里全是各种伟大的商业方案，却从没成功实现过。十月革命前夕，年幼的他随家人逃亡到了国外。他在美国认识了我母亲，后来我们一家搬到荷兰定居。再后来，他还是自杀了。”

我看向他。

“因为失败，”他说，“他又搞垮了一家公司，害得我们一家生路渺茫，彻底露宿街头了。这都是他的错，所以他开枪自杀了。有些亲戚觉得这是懦弱的表现，但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宿命。”他看着我说，“儿子总和母亲亲密无间，却在暗中观察自己的父亲，对他既尊敬又怀疑，还会拿自己跟他比较。我一生都在思考他的故事。”

“我几乎不了解我的父亲，”我说，“我常常问自己，要是他还活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我们会经常联系吗？还是早已形同路人了？我好想跟他一起坐在酒吧里，以成人对成人的方式谈天说地。但这一切都不存在，对话、微妙的瞬间、父子关系。直到二十岁时，我才发现自己刮胡子的方法是错误的。当时，我和室友一起去洗澡。沿着下巴往上刮，他说。而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在罗曼诺夫身旁坐下。他轻拍着我的肩膀说：“您是个好人，尤勒斯。我相信您的父亲如果还在世，肯定会喜欢您的。”

我面露尴尬，问道：“那您是怎么来到瑞士的呢？”

“我怎么来的这儿？我的第一任妻子是瑞士人，我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国度，而且阿尔瓦在国外待久了，也想回来。说句实话，当时我也正有此意。经济改革后，我回到俄国，但在那儿却没有找到那种家的感觉。”

“对了，我正在读您和纳博科夫的通信集。您小时候真的上门拜访过他吗？”

罗曼诺夫笑着捋了捋自己的额发。有那么一会儿，他几乎全无老态。“也没那么小啦！我记得当时我十六七岁，刚刚读完《洛丽塔》。这是第一本让我心动的书，虽然我大概只读懂了一半。但光是其中的幽默戏谑和连珠妙语就足以让我着迷。我觉得我必须结识这位作家。当时我们住在俄勒冈州，有一天晚上，我偷偷溜出家门，乘坐一辆灰狗巴士去了纽约，想到康奈尔大学拜访他。他那天恰巧没课，于是我说我是他的侄子，还特地秀了一下我的俄国口音，从校方弄到了他的私人地址。几个小时后，我按响了他家的门铃。听说我因为他离家出走，他瞪大了眼睛。我们一起给我的父母打了电话，然后喝着茶，聊起了我们都很喜爱的作家和网球选手。后来，我自然而然地把我写的故事都寄给他，到了瑞士后也不例外。虽然他比我年长四十岁，但他一直在读我的作品。”

一阵短暂的沉默。“阿尔瓦晚上出门干什么去了？”我问，“她已经消失过好几回了。她在做什么？”

“我不知道，她也没跟我说。从我们相识起，她一直都这样。我总觉得不该多问，因为她不想多谈，但她需要晚上出去走走。”

我点点头。“亚历山大，我能不能再问您一个问题？您为什么要娶阿尔瓦？”

“为什么要娶她？”罗曼诺夫重复了我的提问。令人不安的是，近来他忘事、分心和找眼镜的次数明显增加了。“阿尔瓦跟您说过她跟我搭上话的那次研讨会了吧！当时我就注意到了她。她乐于给人指路，做每一件事都十分热心。对，很热心，但也很神秘。我能感觉到她经历过一些苦痛。”接着，他又骄傲地说，“当然她也是个美人。有时候，人就是应该貌相，从远处看去，她是一个集忧伤、热心和欢乐于一体的女人，而且她还爱看书。天哪，她随时随地都在看书，在台阶上，椅子上，地上。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空闲，她也书不离手。”“然后呢？”我小声问。

他想了想说：“阿尔瓦很矜持。我们一起吃过几次饭，她总是一副羞涩的样子，起初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一般在这种时候，我都会说一些活跃气氛的话，比如稍微聊一下我自己。但在她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内心的平静。她就像一只冰凉的手，正放在我发烫的额头上。”

后来，我独自站在客厅的落地窗前，望着外面渐渐暗下来的天色。起初，木屋的夜晚总让我觉得阴森恐怖。挂在墙上的非洲面具仿佛死而复生的幽灵在张嘴大笑，鹿头和其他一些战利品也直勾勾地盯着你。扭头望向窗外，能看见的只有山谷上方那片地狱般的暮色，和随之而来的虚无的黑夜。有时候，我们连着好几天都见不到生人，感觉就像只有我们生活在山上。只有文明的声响能将我们拉回到现实之中：暖气管的流水声，还有灶台上茶壶的鸣叫。这儿的日常生活单调乏味，甚至有些古怪。后来我才回过味来，我们就是一批在此搁浅的失意的人，每个人其实都在等待着什么。当明白那是什么之后，我不寒而栗。

一天晚上，从少年时代起就压在我心头的一幕在我眼前重现。当时我们刚在电影院看完一部比利·怀尔德的电影，准备在城里找些吃的。罗曼诺夫一般不愿意去人多的地方，这次却破例跟我们同行。在回木屋的路上，他跟我们说，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跟自己的父亲大吵一架。没过多久，他父亲就死了。为此，韦伯一直不能原谅自己，在父亲死后成了一个废人。

“他放弃了教职，”罗曼诺夫说，“在那次事故后甚至连说话都困难了。”

“就因为这一次争吵？”我问。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但没能跟父亲和解一直是他的一块心病，从内部彻底摧毁了他。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