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边。”

我们掉转方向，朝一家叫“下劳尔伦”的高山牧场餐馆走去。

“所以，你也了解这种感觉，就像人生从一开始便被下了毒药。”我平静地说，“就像把黑色的液体注入一杯清水里。”

“我以为旅行会有帮助，所以毕业后先去了新西兰半年，后来又到了俄罗斯。之后，我跟着萨沙去了世界各地，但这些都没什么用。”

“文学呢，有用吗？”

“偶尔吧。”

“罗曼诺夫呢？”

她笑了。“也是偶尔。其实我看书只是为了逃避，想从某些句子或某个故事中找到一丝慰藉。从前，我一心想成为小说中的人物。我想在书中永垂不朽，每个人都可以阅读我，观察我。这很蠢，我知道。”她不好意思地看了我一眼，继续说道，“但要说实话，我还是想成为一个小说人物。”

这下我明白她把我叫来瑞士的原因了：她觉得自己被骗了。她嫁给罗曼诺夫，是因为他能提供两种她最爱的毒品：信念和花言巧语。但久而久之，这个已经年近七十的供应商变得不太靠谱了。我能想象阿尔瓦近几年来在山上的生活。她每天就像一颗卫星一样，围着木屋里的书房转，而她的丈夫依旧在打字机前徒劳地努力，几乎不怎么跟她交谈。

我们在小餐馆里坐下。她继续讲她父亲的故事。那辆红色的菲亚特就是他送给她的十八周岁生日礼物。她父亲现在迷上了登山。“听说女婿比自己还要大十岁，他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

“他现在怎么样了？”

“挺好的，我觉得。他又找了份工作，在一家公共诊所里当内科医生。他很喜欢跟病人交谈，我小时候经常去他上班的地方。”

“之前你从没跟我说起过他。”

她盯着面前的餐盘说：“妈妈得到监护权后，爸爸就搬到奥格斯堡去了。起初，我每两周会在他那儿待上一个周末。我在那儿有自己的房间，他还会送我书，带我一起去远足。但之后，我们有好几年都没有联系。我以为这都是我的错，可能是我让他忘不了姐姐。但在我十八岁的时候，他突然找到我，跟我把一切都说开了。能够重新得到他的爱，我开心极了。直到那时候，我才知道妈妈一直没有把他寄来的信转交给我。她还跟爸爸说，我不想再和他见面了。”

“她为什么这么做？”

“不知道，从前她一直偏爱芬妮，所以对她的失踪耿耿于怀。我们经常争吵，相互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她对我十分冷漠，当我离开家时，心里只有欢乐和解脱。我以为一切都到此为止了，但几年前，她通过我父亲交给我一封信。没写寄信人。她说自己现在住在国外，但具体在哪儿没有说。这封信写得很凄美，像是在与我诀别。”

阿尔瓦摇了摇头。“我多么希望她能在我还小的时候就说出这一切。当时，我简直恨透了人生。我认为，姐姐不见了，妈妈仍旧不爱我，那我肯定一文不值。我想成为值得被爱的人。”

她的眼里闪动着泪光。我凑过去抱住了她。

“你还会再待一阵吗？”她在我耳边问。

望着她恳求的目光，我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肃性——或许在她之前。

我试了两次，才在老板吃惊的语调中宣布了辞职的决定。第一次，我假装自己得了肺炎；但因为我从来不擅长撒谎，所以在第二通电话中，我干脆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不会再去上班了。我几乎没有考虑后果，这不是我的风格。我回复了诺拉那封充满爱意的邮件，告诉她我暂时没法再跟她见面了。她又给我写了好几封信，给我打电话、留言，但我都无动于衷。

短短几天内，我便给我从前的生活画上了句号。我不知道自己和阿尔瓦会有怎样的未来，我只知道，这次我不能再让她溜走。我不想为年轻时犯下的错误悔恨终生。

“虽然万般不情愿，我还是要再跟你说一遍：过去找不回来，也没法改变。”哥哥在电话那头说。

“谁说的，我就可以。”我说。

我坐在客厅里上了几小时网，才发现阿尔瓦竟然没在家。起初，我以为她在楼上陪罗曼诺夫，但我既没听到她的脚步声，也没听到水龙头的响动。木屋的隔音效果并不好，往常这个时候，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我又在客厅里等了一会儿才上床睡觉。当时正值二月底，外面下着鹅毛大雪。清晨六点，我被一阵关门声惊醒了。后来我问阿尔瓦她去了哪儿，她只是耸耸肩，仿佛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她对园艺的热情令我惊讶。随着春天的到来，她常常会连着好几个钟头在外面拔蔬菜，或是给植物移栽和浇水。每次从花园里回来，她的指甲缝里都是黑泥，但她却高兴得很。木屋则是罗曼诺夫的王国，如果用一种声响来形容，那就是打字机缓慢但却孜孜不倦的咔嚓声。

有一天，罗曼诺夫突然拿起拐杖，说要跟我决斗。我也抓起一根他的拐杖，跟他比画了一阵。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只是简单地说：“一个人能得到的最好的评价就是：‘他曾是个孩子，但他也曾是个男人。’”

这场决斗显然让他筋疲力尽，他坐到椅子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尤勒斯，您父母是做什么的啊？”

“我十岁的时候，他们就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死了。”

“对不起，节哀顺变。”

我摆了摆手，反问道：“您的父母呢？他们是怎样的人？”

他说起了他的母亲。她是一位女作家，出身彼得堡世家。“她喜欢德国文学和德语，所以我们小时候都读过德国童话。我的父亲则家境一般，他的老家在叶卡捷琳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