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滨海的天还没完全亮。陈遇站在厨房里煮咖啡，水壶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屋子里很安静，能听到窗外偶尔路过的早班车声。他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头发有些凌乱，眼下的黑眼圈显示昨晚又没睡好。

咖啡的香气弥漫开来时，手机响了。是杨振军。

“陈遇，起了吗？”杨振军的声音透着疲惫，但很清醒。

“起了。杨大校，您又是一夜没睡？”陈遇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之间，往杯子里倒咖啡。

“睡了三个小时。”杨振军在电话那头点了支烟，“小赵按计划去了香港，昨天下午到的。我们的人二十四小时监控，他现在在九龙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施耐德约他今晚八点见面。”

陈遇端着咖啡走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见面地点确定了吗？”

“尖沙咀的一家德国餐厅，叫‘巴伐利亚小屋’。”杨振军说，“我们已经提前布控了，餐厅内外都有我们的人。陈遇，施耐德很狡猾，约在公共场所，人多眼杂，容易脱身。”

“需要我们做什么？”

“按兵不动。”杨振军吐出一口烟雾，“你正常经营公司，该研发研发，该生产生产。香港那边交给我们。但有一件事——施耐德可能会通过其他渠道试探你。”

陈遇皱眉：“试探我？”

“对。”杨振军说，“施耐德知道小赵可能暴露了，这次见面既是接头，也是试探。如果他发现异常，可能会启用备用方案——直接接触你，或者接触产业联盟的其他企业。”

“我明白了。”陈遇喝了一口咖啡，苦涩的液体让他精神一振，“杨大校，周工那边有进展吗？”

“醒了。”杨振军的语气轻松了些，“今天凌晨醒的，意识清楚，能说话。医生说恢复得不错，但需要静养。他儿子从德国赶回来了，现在在医院陪护。”

陈遇松了口气：“那就好。周工的儿子……”

“叫周浩然，二十八岁，慕尼黑工业大学材料科学博士，今年毕业。”杨振军说，“小伙子不错，一听说父亲出事，论文答辩都没参加就回来了。我跟他聊过，他想留在国内发展。”

“旭遇和联盟的企业都欢迎他。”陈遇说。

“这个不急，等他父亲康复了再说。”杨振军顿了顿，“陈遇，今天‘薪火计划’是不是有你的课？”

“对，上午十点，《材料科学与国家战略》第一讲。”

“好好讲。”杨振军说，“这些年轻人是产业的未来，要让他们明白肩上的责任。不说了，我这边要开会了。保持联系。”

挂掉电话，陈遇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色。咖啡已经凉了，他端起杯子一饮而尽，然后起身去洗漱。

七点半，他开车到公司。雪后的园区银装素裹，保洁员正在清扫道路。研发中心门口，“薪火计划”的学员们已经在晨读了，看到陈遇的车，纷纷站起来打招呼。

“陈总早！”

“同学们早。”陈遇停下车，摇下车窗，“这么冷的天，怎么不在教室里？”

张明搓着手：“教室里暖和，但外面空气好，背东西记得牢。陈总，您今天要讲国家战略，我们提前预习了。”

“预习了？”陈遇笑着问，“预习了什么？”

李静翻开笔记本：“我们查了资料，深海材料在海洋资源开发、海底工程建设、海洋科学研究、国家安全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特别是国家安全，深海潜航器、海底监测网、水下通讯……”

“好了好了，留点给我讲。”陈遇摆手，“十点教室见，别冻着了。”

看着年轻人们冻得通红但充满朝气的脸，陈遇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把车停好，走进研发中心大楼。

上午九点，陈遇在办公室准备课件。敲门声响起，李文博探头进来：“陈总，东海特种材料的李副总来了，说想见您。”

“请他进来。”陈遇放下手中的资料。

李副总走进来，手里提着一个纸袋，眼圈还是红的，但精神好了很多：“陈总，打扰您了。”

“李副总，坐。”陈遇起身给他倒茶，“周工怎么样了？”

“好多了，能吃东西了，也能说几句话。”李副总把纸袋放在桌上，“这是周工让我带给您的。他说，他不能来听课，但这份心得，一定要交给您。”

陈遇打开纸袋，里面是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了，边角卷起。他翻开第一页，密密麻麻的字迹，有些已经褪色了。

“这是周工四十年的工作笔记。”李副总声音有些哽咽，“从当学徒开始，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参数，每一次失败和成功，他都记下来了。他说，他没什么能留给行业的，就这点经验，希望您能用得上。”

陈遇一页页翻看。笔记里不仅有技术参数，还有人生感悟，有时代变迁的记录。1978年，周工二十岁，在红星机械厂当学徒，师傅教他车螺丝；1988年，改革开放，厂里引进第一台数控机床；1998年，国企改革，厂里效益不好，他差点下岗；2008年，旭遇崛起，东海特种材料转型做配套……

最后一页，是上周写的：“深海材料，国之重器。我辈工匠，当以毕生所学，铸就中国制造的脊梁。薪火相传，不负时代。——周守业”

字迹有些颤抖，但一笔一划，力透纸背。

陈遇合上笔记本，沉默了很久。

“陈总，”李副总说，“周工让我转告您——产业联盟不能散，深海材料不能垮。这是几代人的心血，是国家的需要。他说，他躺下了，还有儿子，还有徒弟，还有你们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