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利方面通过诉讼制造的负面压力。许多原本持观望态度的经销商和钓友，开始更加倾向于相信“旭遇”。

“遇哥！你看！范·德·桑德又发视频支持咱们了！”周凯兴奋地拿着平板电脑冲进陈遇办公室，屏幕上正在播放范·德·桑德那段最新的声援视频。

陈遇看着视频中那位荷兰钓坛巨星真诚而坚定的面孔，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笑了笑，对周凯说：“这就是口碑的力量。我们用心做产品，用户会给我们最真实的反馈。把这些视频都整理好，这些都是我们宝贵的无形资产。”

周凯用力点头：“已经都在整理了！这些国际钓手的自发声援，比我们自己做多少广告都有说服力！”

就在这样内外紧密备战的气氛中，斯图加特地方法院专利法庭的第一次正式庭审，终于到来。

庭审当日，法庭内座无虚席。来自全球各大钓具企业、行业媒体、法律界人士的目光，都聚焦于此。日利集团方面，由马库斯·施耐德亲自带队，阵容豪华，志在必得。而“旭遇”这边，陈遇并未亲自前往，坐镇后方统筹，由孙宇、吴建国教授、以及赵明律师团队作为代表，正面迎战。

庭审一开始，日利方面的代理律师就展现出了咄咄逼人的姿态，用极具煽动性的语言，陈述“旭遇”如何“公然窃取”其核心知识产权，并试图将“旭遇”描绘成一个“不尊重国际规则”、“依靠不正当手段崛起”的挑战者。

轮到“旭遇”方陈述时，赵明律师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他推了推眼镜，语气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尊敬的法官阁下，对方律师的指控听起来很严重，但遗憾的是，它们建立在沙滩之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他首先指出了对方专利本身存在的致命弱点——“过度维权”和“缺乏实施证据”。他出示了多位国际独立专家的书面证言，详细论证了“阿尔法研究所”相关专利的权利要求范围过于宽泛，试图垄断一个本应属于公有领域的技术构思，而其说明书却未能提供足够清晰和完整的教导，使得本领域技术人员无法根据其专利文件实现其所声称的技术效果。

“一项无法被有效实施、或者说实施效果远低于其声称的专利，其本身的有效性就值得怀疑。”赵明律师语气沉稳，“这更像是一道为了防止他人进入而设置的、模糊不清的篱笆，而不是一座鼓励人们攀登的技术高峰。”

随后，孙宇作为“旭遇”研发的核心代表，走上了证人席。面对对方律师尖锐甚至带有诱导性的提问，他始终保持着科研人员特有的冷静和严谨。

“孙博士，请解释一下，你们技术中使用的‘生物质前驱体’，与‘阿尔法研究所’专利中描述的‘磺化木质素衍生物’，有何本质区别？”对方律师问道。

孙宇从容不迫地调出早已准备好的图表和数据，通过法庭的投影设备清晰展示：“本质区别在于化学结构和制备路径。对方专利限定的是特定磺化程度的木质素，其分子链上引入了强亲水性的磺酸基团，这会导致其在后续碳化过程中面临一系列挑战，如灰分偏高、结构易坍塌等。而我们的前驱体，采用的是非磺化的木质素/纤维素复合体，通过我们独创的‘分段催化’工艺……”

他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分段催化”的原理、催化剂的选择、反应条件的控制，以及最终形成的具有独特互穿网络结构的生物质前驱体，与对方专利中描述的磺化木质素在分子构象、热稳定性、碳化收率等关键指标上的显着差异。他的论述逻辑清晰，数据翔实，配合着直观的图表和微观结构照片，使得即便是非专业背景的法官和陪审员，也能清晰地理解两条技术路径的根本不同。

对方律师试图打断，提出质疑：“但最终，你们的产物不也是用于制备碳纤维吗？这难道不是落入了专利的保护范围？”

孙宇推了推眼镜，冷静回应：“法官阁下，如果按照对方律师的逻辑，因为最终都制成了碳纤维，所以就构成侵权，那么世界上所有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恐怕都侵犯了最早那个关于碳纤维的基础专利。专利保护的是具体的技术方案，是实现某一结果的特定路径，而不是结果本身。我们的路径，从起点到终点，都与对方专利描述的路径截然不同。这就好比从北京到上海，有人坐火车，有人开车，有人乘飞机，路径不同，工具不同，体验也不同，不能因为都到了上海，就说开车的人侵权了火车公司的专利。”

他幽默而精准的比喻，引得法庭内一阵低低的笑声，连法官都微微颔首。

紧接着，吴建国教授作为技术顾问出庭。老先生虽然年事已高，但一谈到技术，立刻精神矍铄，眼神锐利。他用更基础、更宏观的视角，阐述了“旭遇”选择的生物质路径，在原料可持续性、生产过程潜在低能耗、全生命周期环保性方面的巨大优势，以及其与日利主导的高能耗等离子体技术路线的本质区别。

“……这不是一条简单的技术替代路径，这是一次面向未来的产业升级和环保革命！”吴教授声音洪亮，带着老科学家的执着和激情，“我们中国人，愿意并且有能力，为全球钓具行业，乃至更广阔的材料领域，探索一条更绿色、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难道有错吗？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探索成功了，触动了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就要被冠上‘侵权’的恶名，被阻挠在市场竞争的大门之外吗？”

吴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