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手工业的工匠都是从各地征集搜罗而来的最优秀的匠人，技艺十分精湛。唐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有两条少府监制的毛裙，百鸟的羽毛也织了上去，正面看是一种颜色，反面看又是一种颜色，白天看是一种颜色，夜晚看又是一种颜色，百鸟的形状都呈现在裙子上。由此可见工匠技艺的高超。

除皇室和一定地位的官员，都城中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主要取之于私营手工业作坊。由于京城销售量大，民间工匠云集。南宋时临安有12种职业，各业共有1.2万户，每户少者有10余人，多者三四十人，合计达一二十万人。私营手工业的生产范围遍及各个部门，一般以与居民生活有关的消费品和文化用品制造较为发达。北宋开封为全国重要的毛笔、制墨、印刷业的中心，食品加工的店铺遍及全城大街小巷。此外，还有制药、磨麦、织染、酿酒、炼矾、制茶、迷信用品生产等部门。南宋临安的私营手工业有各种各样的作坊和销售商店。其中，枕冠市专造床上用品和各种帽子，衣绢市专造衣服，丝锦市专造丝织品，花果市专造妇女首饰和室内供设的假花。此外，还有珍珠市、玳瑁市、金银碾玉作、钻宝作、铺翠作、裱褙作、磨坊等等各种各样的作坊。这里的手工业工匠为了交流经验提高技艺，还组织起“七宝社”，每年二月初八都在钱塘门外霍山行祠庙会上集会。

此外，都城中还有大量流动的个体手工业者。他们多从事修理加工等较小的行业，如修鞋补帽、洗毡淘井等。南宋临安的个体工匠行当极多，包括剪花、糊刷、做篮、穿珠，做香袋、风筝，做烟火、泥人、面具等等，每一行业都有几十人。

都城是全国商品消费能力最强的地区，顺应这一需要，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商业相当发达。唐长安的东市和西市为商品荟萃集中之处。从价值连城的西域珍宝到日用杂物，无所不有。东市有220行，分别出售某类商品。据来唐的日本僧人圆仁记载：会昌三年(公元843年)6月27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二十四行四千余家，官私货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可见商店和货物之多。西市有衣肆、坟典肆、药材肆、波斯邸、绢行、秤行、帛行、麸行、寄附铺等各种行业，商业活动比东市要繁盛。东西两市的店肆应不下万家，从商人员至少数万人。

唐宋之际，都城的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种行业的商人联合组成“行”和“市”，使得长安沿河近桥或城门口的内外，出现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品的“行”或“市”，逐渐形成以“行”或“市”为中心的街市。同时，酒楼和茶坊也获得发展，逐渐形成以二者为中心的街市。于是，新的行市和街市取代了旧有的封闭式的东市和西市。随着旧“市”的瓦解和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与商业区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到了五代后周时期，开封城取消封闭式的坊墙，城市商业活动不受市界、坊界和时间的限制，更加繁荣。

北宋时，进入开封的外地商品，主要是粮食、布帛、煤炭等生活资料，奢侈品已退居次要地位，它不只是为城中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服务，而主要是为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服务了。此外，一部分外地商品经此再转运北方、西北和浙江、江西等地。数不清的大小商店鳞次栉比地排列在开封城内的大街小巷上，几乎整个城市的街道都有商业活动。饮食业最为繁盛，不仅有各种地方性的食店，如北食店、南食店、川饭店，而且设有各种分门别类的饮食店。酒楼星罗棋布，小吃摊比比皆是。当时最大的酒楼名白矾楼，在里面喝酒的常有上千人。时人赋诗说：“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矾)楼。”(刘子军《屏山集》卷一八《汴京纪事》)由于饮食网点多，服务周到，以致相当一部分百姓往往只于食店买饮食吃，而不是自己烧饭菜。唐代长安只有“市”上有书肆，而北宋不仅相国寺集市上有专售书籍古玩的场所，在相国寺的东门大街也设有许多书铺，书店业也成立行市，称“文字行”。

商业活动除了白天进行，还有夜市和早市。夜市从入夜开始，至三更尽或四更鼓罢结束，但最热闹的地方和中秋节之夜，则通宵不绝。早市从每日五更开始。此外，还有定期集市、季节性集市和同行业集市。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当活跃。高利贷资本主要经营典当业，称之为质库，当时开封城内的富商大贾、官府、寺院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

明代初期曾在北京皇城四门、钟鼓楼、东四牌楼、西四牌楼一带兴修几千间民房和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货，称之为“廊房”，以鼓励发展工商业。正阳门至大明门前的棋盘街，百货云集，最为热闹，行人摩肩接踵，终日喧闹不已。城内还有米市、猪市、骡马市、驴市、羊市、果子市等行业集市。在隆福寺、护国寺、东岳庙、城隍庙等寺庙，定期举行的庙会也成了物资交流的中心。东华门外的灯市，是每年正月初八至十八日上元放灯的地方。每逢放灯日期，白天为市，晚上放灯，二里长街，店铺林立，全国各省的商人皆在此经销本地的商品。

为了保证都城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历代统治者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