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时用泥土修补损坏的城壁，魏军死伤上万仍无法破城，战局陷入胶着。

梁武帝急派名将韦睿、曹景宗率领二十万大军驰援钟离。

韦睿素有“韦虎”之称，用兵神速且善用水战，他率领军队通过阴陵大泽，与曹景宗会师后，乘夜在邵阳洲另一端奇迹般地一夜筑成营垒，与魏营相距仅百余步，极大地动摇了魏军士气。

随后，梁军一方面构筑赵草城，确保粮草补给并切断魏军粮道；另一方面利用淮水暴涨的时机，采纳火攻之计，乘坐斗舰袭击邵阳洲，敢死之士拔栅砍桥，韦睿亲自指挥载满油料和草料的小船焚毁魏军跨河大桥。

魏军不擅水战，加之桥梁被毁，粮道断绝，顿时陷入混乱。

淮水暴涨七尺，魏军营地被淹，士兵争相逃散，梁军水陆夹击，魏军大败。

此役魏军损失惨重，被斩杀及淹死者各达十余万，五万人被俘，阵亡将士尸体遍布淮水百余里，元英仅以身免，率残部逃至梁城。

钟离之战是北魏建国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史称“匹马不归”，对北魏国力造成了沉重打击。

战后，有官员弹劾元英，认为其作为主帅“错误估计战场形势，一意孤行”，请求处以极刑。

宣武帝念其往日功勋，不忍诛杀，仅剥夺其中山王爵位，贬为平民，杨大眼、萧宝夤等人也分别受到流放、削爵的处分。

钟离之败成为元英军事生涯的重大转折点，他从巅峰跌落谷底，再次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

钟离之败后不久，北魏国内叛乱迭起，南梁也趁机收复部分失地，边境局势再度紧张。

宣武帝深知元英的军事才能无人可替，遂于永平元年（508年）重新起用元英，恢复其官职与部分食邑，任命其为使持节、假征东将军、都督冀州诸军事，率军平定京兆王元愉的谋反。

元英尚未出发，叛乱已被平定，恰逢南梁趁北魏内乱，策反义阳三关（武阳关、平靖关、黄岘关）守将，三关尽失，北魏南部边防再度告急。

宣武帝急令元英为使持节、都督南征诸军事、假征南将军，率领步骑兵三万人，自汝南率军南进，收复三关。

元英临危受命，迅速调整状态，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

他首先集中兵力围攻武阳关，南梁守将马广凭借地形坚守，元英亲临前线指挥，日夜猛攻，仅用六天时间便迫使马广出城投降。

随后元英乘胜进军，依次收复平靖关、黄岘关，一举扭转了南部边防的被动局面。

此役的胜利不仅收复了战略要地，更稳定了北魏的南疆局势，元英以其临危不乱的指挥与高效的作战能力，重新赢得了朝廷的信任与赞誉。

战后，元英被任命为尚书仆射，进入北魏权力核心层，参与朝政决策与军事谋划，实现了从贬谪平民到朝廷重臣的再度崛起。

永平三年十月辛卯日（510年12月9日），元英病逝于任上。

朝廷为表彰其一生功业，赐东园秘器、朝服一具、帛七百匹，追赠司徒公，谥号“献武”，以彰显其“文治武功，忠勇可嘉”的一生。

元英共有六子，皆在北魏历任官职，延续了家族的荣光。

元英作为北魏宗室名将，其一生与北魏的兴衰紧密相连。

他历经孝文、宣武两朝，征战南北数十年，身经大小战役数十次，既有汉中之战、义阳大捷的辉煌胜利，也有荆州兵败、钟离之败的惨痛挫折，但始终不改其忠勇之志与军事才能。

他的军事思想兼具鲜卑族的勇猛果敢与汉家兵法的谋略审慎，善用诱敌、伏击、分击等战术，注重军纪严明与民心向背，在南北对峙的战场上展现了卓越的指挥艺术。

史书中对元英的评价颇高，《魏书》称其“聪敏好学，博闻强记”“有将略，善抚士卒”，史家魏收认为北魏经略江左期间，唯有元英在钟离之败与昶在朐山失利最为惨重，侧面印证了元英在北魏南进战略中的核心地位。

周一良先生则直接将其列为北魏朝中“能开拓疆土，有所作为”的栋梁之臣，肯定了其对北魏边防巩固的重要贡献。

元英的一生，是北魏宗室子弟在汉化改革与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典型写照。

他既保留了鲜卑族的尚武精神，又深受汉文化熏陶，文武双全，忠君爱国。

其军事活动不仅影响了南北对峙的格局，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北魏的疆域拓展与民族融合。

钟离之败虽使其晚节受损，但他临危受命、收复三关的功绩，以及屡遭贬谪却始终坚守初心的品格，仍值得称道。

作为北魏盛极而衰之际的名将，元英以其跌宕起伏的一生，为南北朝的历史画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军事智慧与忠勇之气，也为后世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