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下令将张丽华处死，此举虽赢得了“明于大义”的赞誉，却也为日后与杨广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在北方边境，面对强悍的突厥骑兵，高颎提出“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联合突厥内部较弱的部落，打击实力最强的沙钵略可汗，使突厥各部相互猜忌、自相残杀。

他还亲自率军出征，在白道等地大败突厥，迫使沙钵略可汗遣使求和，为北方边境带来了数十年的和平。

杨坚曾盛赞高颎：“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

这份评价既是对其军事功绩的肯定，也是对其全能之才的认可。

身居高位的高颎，毫无权臣的妒贤之心，反而以“天下为公”的胸襟，积极举荐贤才。

他深知“治国之道，在于得人”，先后向隋文帝推荐了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薛胄等一大批贤才，这些人后来均成为隋王朝的中流砥柱。

苏威历经开皇、大业两朝，在经济、法律领域多有建树；杨素文武双全，既是平定陈朝的重要将领，也是隋初的着名权臣；贺若弼、韩擒虎则是灭陈之战的功臣，以骁勇善战着称。

《隋书》记载，经高颎推荐而立功立事者“不可胜数”，朝野上下对他“推服无异议”，真正做到了“进引贞良，以天下为己任”。

这种“群贤毕至”的局面，正是开皇盛世能够形成的重要原因。

高颎的人生转折，始于隋王朝的储位之争。

他的忠诚与坚守，在残酷的权力博弈中，最终沦为致命的短板。

隋文帝与独孤皇后共育有五子，长子杨勇早年被立为太子，其性格宽厚直率，却因宠爱侧妃、生活奢华，逐渐失去崇尚节俭、忌恨妾媵的独孤皇后的欢心。

次子杨广则野心勃勃，善于伪装，他刻意表现出节俭、孝顺的姿态，迎合帝后的喜好，暗中勾结杨素等大臣，图谋夺取储位。

作为杨勇的儿女亲家（高颎之子高表仁娶杨勇之女），更作为坚守“嫡长子继承制”的传统士大夫，高颎在储位之争中始终立场鲜明。

当隋文帝试探他“晋王妃有神凭之，言王必有天下，若之何？”时，高颎长跪不起，坚定回应：“长幼有序，岂可废乎！”

这句话既是对宗法制度的坚守，也彻底将他推向了杨广与独孤皇后的对立面。

独孤皇后本就因高颎此前的一句无心之言而心怀不满——某次隋文帝因宠幸宫女被独孤皇后杀害，愤怒之下单骑出宫，高颎劝谏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

这句话本意是劝慰皇帝以大局为重，却被独孤皇后解读为“贬低女性”，旧怨新仇叠加，让这位曾经的“伯乐”彻底转变为“仇敌”。

此后，独孤皇后与杨广、杨素联手，不断在隋文帝面前诋毁高颎。

独孤皇后多次进谗言：“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

今其诈已见，陛下安得信之！”

诬陷高颎欺君罔上；杨素则罗织罪名，指责高颎“专权植党”“心怀怨望”。

隋文帝晚年本就多疑猜忌，对高颎长期掌政、声望过高的局面早已心存忌惮，在多方谗言的影响下，君臣之间的信任逐渐瓦解。

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欲征伐辽东，高颎以“天时不利、粮草难继”为由坚决反对，却未能阻止皇帝的决策。

战争最终因孤军深入、补给不足而惨败，杨广借机向隋文帝哭诉：“儿幸免高颎所杀。”

这句话彻底点燃了隋文帝的怒火，他认定高颎有意阻碍战事、陷害皇子。

不久后，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才等人上奏称水旱不调，罪在高颎，请求废黜他。

上柱国贺若弼、刑部尚书薛胄等大臣上书为高颎辩冤，反而被隋文帝一并治罪，自此朝臣再也无人敢为高颎说话。

开皇十九年（599年），高颎被罢去尚书左仆射之职，贬为庶人，以公就第。

隋文帝面对这位辅佐自己近二十年的老臣，竟冷漠地说：“朕不负公，公自负也。”

还对侍臣抱怨：“我于高颎胜儿子，虽或不见，常似目前。

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

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这番话既是对高颎的否定，也暴露了封建帝王“鸟尽弓藏”的冷酷本质。

高颎被罢官后，“歔欷悲不自胜”，独孤皇后虽曾对他哭泣，却也无力回天，曾经的君臣知己，最终形同陌路。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驾崩，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这位曾经的政敌并未忘记高颎，起初为了稳定朝政，他征召高颎为太常卿，试图利用其声望安抚人心。

但高颎并未因贬谪而改变耿直的本性，他对隋炀帝的奢靡无度、滥用民力深感忧虑，多次直言劝谏，甚至私下议论朝政得失。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以“诽谤朝政”为由，将高颎杀害，时年六十六岁，其家人被流放边疆。

消息传出，“天下莫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

这位为隋王朝耗尽心血的功臣，最终没能逃过“功高震主”的宿命。

高颎的死，不仅是一位忠臣的悲剧，更是隋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标志。

李世民后来读史时，不禁感叹：“隋时安危，系其存殁。

炀帝无道，枉见诛夷。

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歔叹。”

他认为高颎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隋朝的安危，其被杀是隋炀帝失道的体现，也是隋朝覆灭的伏笔。

高颎的一生，是封建王朝忠臣良将的典型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