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再度混乱，杨坚以皇后之父的身份逐渐掌握军政大权，北周的政治格局，亦迎来巨变。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宣帝宇文赟病逝，杨坚受顾命辅政，总揽内外兵马事。

刘昉、郑译矫诏召杨坚入宫，欲授其为冢宰，郑译自摄大司马，刘昉求小冢宰，三人分掌大权。

杨坚私问李德林：“欲何以见处？”

李德林直言：“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

不尔，无以压众心。”

杨坚从其言，以此名号总揽朝政，迅速稳定了朝局，李德林亦由此成为杨坚的心腹谋士，授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

彼时，北周境内三方叛乱：尉迟迥据相州、司马消难据郧州、王谦据益州，皆举兵反杨坚。

军情紧急，军书羽檄朝夕填委，一日之中，动逾百数，李德林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顷刻而成，为杨坚平定叛乱提供了坚实的舆论支持。

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率军讨伐尉迟迥，兵至永桥，因沁水暴涨无法渡河，长史李询密报：“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人情大异。”

杨坚得报，欲临阵换将，李德林力谏：“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今以挟令之威，使得之耳。

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人，独致乖异？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赵括以之败赵。

宜遣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

杨坚大悟，急遣高颎赴军节度诸将，终平尉迟迥之乱。

杨坚叹曰：“非公，险些误了大事！”

在杨坚代周建隋的过程中，李德林居功至伟。

禅代之际，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等所有重要文书，皆出自李德林之手。

他以如椽巨笔，将杨坚的夺权之路包装为“天命所归、民心所向”，为隋朝的建立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登基称帝，建立隋朝，授李德林为内史令，封安平公，成为隋朝开国重臣，执掌中枢机要。

隋朝建立后，李德林以其深厚的学识与卓越的政治才能，参与隋朝诸多典章制度的制定，成为隋朝文治的核心奠基人。

开皇元年，隋文帝命李德林与太尉于翼、尚书左仆射高颎等人同修《开皇律》。

李德林主导律法修订，秉持“删繁就简、宽简慎刑”的原则，将北周两千五百余条苛法精简为五百条，废除宫刑、车裂、枭首等残酷刑罚，确立笞、杖、徒、流、死五刑体系，首创“死刑复奏制度”，规定所有死刑须经皇帝三次复核，严禁地方擅杀，极大地保障了司法公正。

他还提出“诸诏敕与律令违者，一准律令”，试图以法律约束皇权，彰显其法治思想。

《开皇律》成为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为后世《唐律疏议》奠定了基础，其影响绵延千年。

除律法外，李德林还参与隋朝官制、礼仪、户籍等制度的制定。

他反对苏威提出的“置五百家乡正、理民间辞讼”之议，认为乡正易生朋党、徇私舞弊，且于一乡之中选能治五百家者，实属难得，朝廷应统一选官，不可放权于乡。

虽最终隋文帝采纳苏威之议，后因乡正扰民而废，足见李德林的远见卓识。

开皇五年，隋文帝敕令李德林撰录其为丞相时的文翰，勒成五卷，名曰《霸朝杂集》。

文帝读毕，次日谓李德林：“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

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

昨宵恨夜长，不能早见公面。

必令公贵与国始终。”

遂追赠李德林之父为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令李德林袭爵。

李德林还奉诏修撰《齐史》，虽未竟其功，却为其子李百药撰写《北齐书》积累了大量史料，奠定了北齐史学的基础。

其文集八十卷，虽遭乱亡失，尚存五十卷行于世，其文辞与思想，对隋唐文学亦有深远影响。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志在统一南北，李德林长期参与平陈战略的谋划，为隋朝灭陈、统一全国立下汗马功劳。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隋文帝决意伐陈，李德林虽因病未能随驾，文帝仍敕书追之，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

并令高颎至其宅取平陈方略。

李德林献“先扰后取、多路并进、直捣建康”之策，建议在江南收获季节，以少量兵力袭扰，使陈朝疲于奔命、荒废农时，待其麻痹懈怠，再遣大军分路渡江，直取陈都建康。

隋文帝采纳其策，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统领五十一万大军，分八路伐陈，仅用两月便攻破建康，俘获陈后主，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平陈之后，隋文帝欲以李德林为平陈首功，授柱国、郡公，实封八百户，赏绢帛三千段。

然高颎谏言：“天子画策，晋王及诸将戮力之所致也。

今乃归功于李德林，诸将必当愤惋。”

文帝遂止，然李德林的平陈之功，朝野皆知。

此外，李德林还着《天命论》上呈隋文帝，论证隋朝统一天下乃天命所归，安抚民心、巩固统治，为隋朝的统一与稳定提供了思想支撑。

李德林虽为隋朝开国元勋，深受隋文帝器重，但其性格刚直、恃才傲物，不愿阿谀奉承，且常于朝堂之上直言进谏，触怒皇权，终为其晚年悲剧埋下伏笔。

早在隋文帝受禅之初，虞庆则劝文帝尽灭宇文氏宗室，高颎、杨惠皆附和，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