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以黄老之学为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休养生息，积攒国力，以备决战匈奴，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随着朝廷统治稳固，时日渐久，从乱世过渡到弛世，黄老之学已经难以满足汉朝廷治理天下的需求，以至于导致豪强遍地横行，万民苦不堪言，官府不敢管制的地步。

前秦之覆辙导致后世都认为以严刑峻法治理人民是错误的，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想法，儒家尚且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之说，本身就在言明律法之重要性，蜀汉立国四十余年，国内矛盾很小，基本没有大型叛乱事件和汉民造乱，原因就在于诸葛亮治蜀采用的法制措施，将礼和法完美糅合，采用前秦之严法，也有儒家之宽容，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蜀地遂安。

而如今大唐也渐渐远离乱世，粮食产量逐年增高，财货数量也日渐增多，万民已经渐渐脱离了前隋之乱带来的恐惧，开始正常生活，而这生活一开始，就难免会激发各种矛盾事件，大唐如今的情况就可以视作汉文帝即位之后，黄老之说继续大行其道，无为而治占据主流意识。

随后也就可以想见，而且大唐和大汉不一样，大汉作乱的是地方豪强，大唐作乱的会是富商大贾，大汉的地方豪强以权势和武力作乱，大唐的富商大贾将以钱财作乱，这倒也并不意味着是绝对的，但是等到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大唐国内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会发生大的动乱。

所以臣才会如此担忧，商人有钱，没有权，但是他们就不能以钱货贿赂官员取得权力？陛下可以在长安遍地撒网，使御史掌控一切，但是大唐各地需要多少御史才能填满？一个御史当真可以阻止一切贪污之事的发生？诸葛亮可有遍地撒出御史以监察各地官员？

没有，都没有，因为臣认为，绝对的杜绝贪腐之事是不太可能的，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凡事过了，就不好了，但是将贪腐之事限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却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而能够做到的，只有法！”

李二陛下深思良久，微微点头：“你说的有理，但是，如何立法？如何颁布实施，如何让所有官员都遵守此法律，怕是没那么容易吧？”

苏宁一度有些想要让李二陛下允许各地设立自发的民间组织，类似于咨议局之类的民主组织去监管的当地官员，让官员的权利受到限制，从而被震慑，可是想了想大唐以民告官不论是否胜诉首先有罪一说，就知道这一点肯定行不通，与其自找不痛快，还是慢慢来比较好，不要把这个**oss给吓坏了……

“这一点臣也无甚把握，但是臣知道的是，强力打压商务发展是愚蠢的做法，只能通过法律手段逐渐引导，究竟如何引导，前人没有给出答案，只能让后人慢慢摸索了。”苏宁老老实实地说道。

四百六十九出海！

对于如何将贞观律修改的适合未来的发展，适合限制和控制目前逐渐失控的情况，苏宁没有什么具体的注意，李二陛下就更不可能有，对于他而言，他只是定下一个基调，然后让臣子拟定条款让他来审核而已，亲自做事情什么的他现在很少去做了，以前还会审核百分之一的奏折，现在也要减半了。

什么事情都让朕去做，要你等何用？！

这是李二陛下的原话，切，想偷懒就明说，说这些没有营养的话是什么意思？苏宁很不爽，当然还有人更不爽，比如魏征那一批人，平白无故被抓了壮丁，悠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然对于他们而言，也没什么日子是悠闲的，只能说事情又多了一点，而且大唐朝内对于法律比较有研究的还真是不多，毕竟没有正宗的法家传人，苏宁自号为纵横家传人，和法家也没什么关系。

不过正宗的传人什么的其实不是非常需要，诸葛亮也不是正宗的法家传人，刘巴也不是，李严也不是，他们都不是法家传人，不还是制定出了《蜀科》？这和法律知识有关系，不用专门挑选百家传人来做，再说了，找得到吗？大唐专门负责法律这一块儿的人不是没有，技术上也不是不过关，找找，还是可以的。

另一个时空中《贞观律》是以《武德律》为蓝本再次改编的律法，在贞观元年开始编辑，以房玄龄长孙无忌等人为首进行制定。前后耗费十年时间，于贞观十一年开始颁布施行天下，不过在这个时空，《贞观律》早了四年，在贞观七年颁布实施，于是苏宁才有了重写《贞观律》的想法。

对于房玄龄他们来说，这就等于是在逗他们，刚刚颁布两年的律法居然要重新编辑，编辑一部法律需要多少时间耗费多少功夫才可以，苏宁知道吗？！但是李二陛下的意思就是这样。鉴于目前快速发展的大唐社会。贞观七年的《贞观律》已经不足以支撑后面的时代，所以为了与时俱进，李二陛下明言要求朝臣协力，共同改进《贞观律》。

和往常不同。这一次没有规定时间。没有规定范围。李二陛下的想法是既然时代在不断的变化，社会也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一成不变的法律只会造成社会的僵化。所以干脆就不要有定稿的律法，永远都是在编辑状态，编辑了一条律法，上报皇帝得到批准之后颁布天下实施，至于定稿就不要再有了，免得重新开启修订法律，殊为麻烦。

那些朝臣就有被加上了一个随时修改律法的官职和权力，为此还重新征召一批已经在赋闲的老臣进入法律修订小组参与《贞观律》的改进，对于《贞观律》的条条款款逐步的审查，看看是否有和现行的一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