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境。汉代妇女改嫁是家常便饭，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好指责的。张负的孙女前后改嫁了六次，汉景帝的皇后王氏曾经离异并与前夫育有一女，曹操在遗嘱中还特别嘱咐他的妻妾“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这些在当时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今天的中国人不再会跳舞。高晓松说，“在我曾游历过的数十国及本国数十民族里，汉族在能歌善舞这一单项可排名倒数第一”。阿城也说：“中国汉族很久很久以前就不会跳舞了，普遍是看人家跳舞。”然而我们的老祖宗曾经是非常能歌善舞的。先秦时代，中国人吃饭时酒酣耳热后经常离席，跳上一段。直到汉代，载歌载舞仍然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汉代宴会上，经常“以舞相属”。也就是说，吃高兴了，主人先起来跳上一段儿，跳罢，一位客人站起来接着跳，接着第二位客人再下场继续跳，如此循环一圈，才算尽兴。汉景帝年间，诸王来朝，和皇帝一起吃饭，边吃边跳舞。长沙定王刘发的舞姿很奇怪，他“但张袖小举手，左右笑其拙”，景帝很是奇怪，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汉景帝大笑，遂给他增加了封地面积。（《汉书·景十三王传·长沙定王刘发》注引应劭曰）

星移斗转，汉代人的精神气质大部分在今天被称为“汉人”的后代身上已经不能复识，但是汉砖画像中记录的汉人风貌至今仍能撄动人心。

第一编 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 第七章 不可再现的魏晋风流

不仅汉代人刚劲慷慨，事实上，从汉代到唐代，中国人身上一直保持着尚武、通达、开放的雄性气质。

这种精神面貌是由社会结构背景决定的：从汉代到唐代，中国是“士族社会”，这种社会与先秦贵族社会，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秦始皇结束了贵族社会，虽然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平民建立的王朝，但是强大的历史惯性决定汉代还不能一步跨入平民社会。

秦始皇的制度设计，是把社会变成一盘散沙，以方便皇权从社会上毫无障碍和最大限度地汲取膏血。因此，秦始皇全力打击贵族、打击大户，建立平民社会。他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就是老百姓家里只要有两个成年男子的，就必须分家，以此使富家大族迅速原子化。他不再任用贵族当官，而是训练大批“技术型官员”，并且将其任免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他的目的很简单：要扫平皇权与底层社会之间的一切障碍，把皇权扩张到每一个细胞，每个人都平等地成为皇帝的奴隶。

然而，贵族社会不是一下子能消灭的。皇权的扩张有其必然的规律，即使是再恐怖的癌细胞，也不可能一夜之间蔓延到全身。秦始皇背离传统的高速急转弯，终于导致秦朝的翻车。汉代以后的历朝皇帝吸取秦代经验，不得不从法家激进主义立场上，在一定程度上退回到先秦社会传统。

“贵族社会”借尸还魂的方式很简单，那就是汉代发明的“荐举制”。所谓“荐举制”，也就是由地方官推荐地方上的人才来当官。在无法进行大规模考试的背景下，官员们在“察举”人才时，自然首先会在自己更熟悉的上层社会，甚至是同僚朋友之家寻找发现人才。因此王符在《潜夫论·交际篇》说，东汉末年“贡荐则必阀阅为前”，也就是说，推荐人才，总是以名门大族为先。仲长统也说：“天下有三俗，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一俗。”说明当时选拔官员先看其门第，已经形成一种惯例。底层社会的人才，除非特别杰出，声名远扬，否则很难进人地方官的视野。因此“荐举制”的结果必然造成官位基本被上层社会垄断。

所以尽管汉代特别是西汉不乏布衣之士以儒学入仕的个案，但是高级官员大多数都出身世家大族。《汉书》《后汉书》及主要汉碑中现在所能找到的两汉“孝廉”（就是被地方官推荐的人）之中，能确定其出身的一共184人，其中出身于官员贵族之家的128人，出身于地方豪强大地主之家的11人，两者相加，所占比例高达75%以上。

到三国时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后，士族子弟凭借高贵的门第，可以“世仕州郡”，几乎形成了一种变相的世袭制度。直到唐朝中期，士族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张泽咸说：“杨坚代周，只打击了北周统治者宇文氏家族，对于关中士族以及齐、陈境内的河北、山东与江南的士族很少创伤。著名头等大族崔、卢、李、郑、王等姓在隋代仍是声势显赫。”因此唐代门阀观念依然盛行，比如李世民就有着浓厚的“门阀”情结，他即位之后，曾命高士廉修订《氏族志》，重新排列士族等级。虽然隋代就发明了科举制，但科举直到宋代才成为最主要的选官方式。唐代289年间，进士及第年平均只有22名。唐代士族仍然在社会上具有排他性、世袭性的优势，依然“官有世胄，谱有世官”。

因此，从汉到唐，中国社会兼具“平民社会”和“贵族社会”的双重面貌：一方面，中国是专制集权的郡县制国家，从体制上来讲，官位都由皇帝任命，而不是由贵族继承。但另一方面，“荐举制”导致在皇帝和平民之间，又恢复了一个类似贵族的稳定而强大的“士族”阶层。“门第”是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标准，虽然高级官位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