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伪现代”，“因为这里小共同体的解体并非由公民个人权利的成长，而是相反地由大共同体（国家）的膨胀所致。而大共同体的膨胀既然连小共同体的存在都不容，就更无公民权利生长的余地了。所以这种‘反宗法’的意义与现代是相反的。宗族文化与族权意识在法家传统下自无从谈起，然而秦人并不因此拥有了公民个人权利。相反，‘暴秦苛政’对人性、人的尊严与权利的摧残，比宗族文化兴盛的近代东南地区更厉害。”（秦晖《传统中国社会的再认识》）

三、资源汲取能力大大增强。

在分封制下，社会的资源汲取是层层向上集中的，层层向上，就意味着层层截留。而秦国改革之后，实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直接控制，也就意味着国家可以直接动员和汲取个人，从而使国家的汲取能力大大增强，从此以后，秦国的战车就驶上了征服列国、统一天下的快速通道。秦将王翦征楚，率众六十万。“空国中甲士”，在当时交通、通讯条件下，能供给如此大规模的战争，动员这么多的兵员，可以想象秦国的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之强。在秦统一天下之后，专制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作风更是大大发扬。“正是在这种‘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的反宗法气氛下，大共同体的汲取能力可以膨胀得漫无边际。秦王朝动员资源的能力着实惊人，200万人口的国家，北筑长城役使4万人，南戍五岭5万人，修建始皇陵和阿房宫各用（一说共享）7余万人，还有那工程浩大的驰道网、规模惊人的徐福船队……这当然不是‘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所能实现的”。

通过战国改革和秦始皇的实践，中国专制权力终于达到了垄断一切、决定一切的所有统治者梦寐以求的局面。然而，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恶果，专制权力诞生的第一天，就显示出了它巨大的副作用。

在统一天下后，在如此巨大的权力的腐蚀下，秦始皇身上的一系列优点都不可避免地转化成缺点：他的自信变成了自大。他的成功在于他敢于决断，气魄过人。他勇于进取，敢为人所未为，敢做历史第一人，厚古薄今，不惮变革。他留下的巨大工程，其规模之大，气势之壮，可以空前绝后，无人能比。然而，统一之后，他却“以为自古莫及己”，巡行各地，不断夸耀自己的“圣”与“功”。喜欢听颂歌，不再愿意听批评之词，失去了纳谏的“雅量”。他的性情刚烈变成了骄横跋扈，明察秋毫变成了疑忌苛察，处事果断变成了刚愎自用，重视法制变成了滥施淫威。他以为驱使天下甚易，使民无度，进取之心、功名之心过炽，连续兴大工，举大事，终于劳民无度，超过了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为秦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如此巨大的专制权力，必须有身负异禀的人才会有效使用。如此放到一个无能之人手中，马上就会成为灾祸。就像一件威力极大的武器，只有熟悉它的人才能用来保护自己，交给不会用的小孩子手里，只会伤到自己。虽然秦始皇执政后期连续犯了几个大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他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不论如何昏聩，仍能掌握如此巨大的权力。然而，一旦权力交到了花花公子胡亥之手，马上就变成了灾难。登上皇位之后，胡亥马上开始了一系列疯狂的胡作非为。他挥起屠刀，屠戮自己的兄弟姐妹：“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逮者不可胜数。”然后又杀掉了蒙恬、李斯等前朝重臣。除去了一切威胁之后，二世开始学习其父，大肆享乐，“复作阿房宫。尽征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因为压迫过重，各地纷纷起义。大臣进谏说：“请停止阿房宫工程。”秦二世反驳说：“凡贵有天下之人，就是要肆意极欲。作为天下之主，我只要严刑峻法，使天下人不敢为非，就可以控制局势了。”于是将进谏之人全部治罪。

经过胡亥紧锣密鼓的一通瞎折腾，胡亥轻易地使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使天下百姓民不堪命，最终丢掉天下，毁家灭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他父亲发明的这顶沉重的皇冠，不是谁都可以随便戴得起的。

为什么时代相当的两大改革会出现如此迥然的差异？为什么在希腊解放人的同时，中国却在更深地奴役人？

这是因为，希腊的改革是由普通民众推动，而中国的改革，却是由君主主导的。

希腊的平民们是英勇不屈的。他们敢于反抗不公平的命运和不平等的制度。在陷入危机的时候，他们能团结起来，组成一个有力的集体，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亚里士多德在描述梭伦改革的背景时指出：“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

在梭伦改革的前夜，整个雅典国家充斥着不安的气息，那些沦为和即将沦为奴隶的平民们在酝酿着起义。人们预感到一个流血和杀戮的时代就要到来。普卢塔赫说：“贫富不均的程度已甚为严重，这个城市已真正到了危险的境地……似乎除了一个高压力量外，并无其他方式可以解除这种困扰……”

鲜血的味道吓倒了旧贵族，使他们忍气吞声地接受了梭伦的调节，交出了手中的世袭权利。因为他们十分清楚，内战的结果，必然是整个国家分崩离析，大部分家庭也要家破人亡。

梭伦改革之后的历次改革中，平